决策科学与企业经济学系副教授 吴靖

近年来，从新冠疫情到中美贸易战，再到俄乌冲突，全球经济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重創。这些巨大的变化对全球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了多边贸易开放性的根本逆转，并打破了全球供应链现状。

一直以来，全球供应链为达到更好的成本效率（比如在中国）而接受风险集中的考验。但愈来愈多的企业和政府，对几十年来主导供应链管理的外包策略提出了质疑。在贸易战和疫情爆发之后，全球供应链中的风险，特别是地缘政治风险，成为了一个公认的问题。

全球化之下的制造业面临着沉重的压力，供应链风险 — 尤其是不可预见的事件所带来的尾部风险——越来越被人们重视。新的趋势亦开始出现，例如供应链的地缘经济区域化、外包整合至国家内部和近岸外包关系密切的贸易伙伴之间、厂房选址纷纷向终端用户市场靠拢等。

全球供应链正在进行重组

传统上，供应链全球化为企业提供了节约成本的优势，以及获得国内可能缺乏的原材料或提高生产能力的机会。然而，新冠疫情和中美贸易战凸显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以及它们如何使企业面临合作伙伴所在国潜在的不利经济或政治局势和运营风险。因此，企业需要权衡多方面利弊、激励和限制，而全球供应链也因此一直在跨地域、跨行业地进行重组。

那么，当面对突如其来或长期的冲击时，企业应如何调整他们的供应链以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并增强韧性呢？在新兴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建立网络时，它们又需要注意哪些趋势？未来的供应链又会是什么样子？在这份由中大商学院发布的白皮书中，我们回顾了一系列的研究，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初步的答案，或有助于指引企业度过疫情后全球市场的动荡和不可预测性。

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啟示。该研究挑战了供应链在本质上是线性的链条, 因此需求的冲击会沿着供应链往上游被放大的传统概念。我们的結果表明，今天的企业都是作为一个复杂的供应网络中的一個环节在运作，它们各自都有多个客户和供应商。与传统的线性供应链视角相比，网络供应链视角为分析供应链相关的机会和风险带来了全新视角。

朋友保持亲近：友岸外包

我们研究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疫情期间，企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供应链联系是会使它们面临更大的风险，还是会为它们提供一个宝贵的缓冲以抵御当地出现的动荡？我们发现的一致证据表明，当全球供应链在疫情期间被破坏时，它极大地影响了依赖这些供应链的公司的信用风险。例如，当中国在2020年初受到疫情冲击时，与中国有联系的美国公司的供应链风险有所增加。然而，当中国逐步恢复生产而其他国家开始受到疫情冲击时，在中国的供应链则有助于帮助这些公司降低风险。

基于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预计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意识到本地生产的重要性，他们将继续通过补贴和区域贸易协定等政策来支持本地生产的能力。

此外，"友岸外包"，指与那些分享政治信任、拥有共同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国家建立经济联系这个概念，也是另一种正在增长的新趋势，并且很可能持续下去。

鉴于近年来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我们在另一项研究中探讨了美国公司如何重组其全球供应链，以应对贸易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供应链可能会因政府制定的贸易政策而发生变化；另外，供应链风险可能取决于一家公司的收入是来自国外还是国内。对于那些收入大多来自海外的美国跨国公司来说，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会促使它们进行更多的采购，而不是将制造业带回国内。当然，它们也会寻找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采购目的地，同时探索中国以外的新采购地点，以分散集中风险。

全球供应链的重组跟各个国家的政策日益交织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供应商是否会减少从出现贸易摩擦的国家（如中国和俄罗斯）进口货品？我们的研究发现美国公司越来越多地雇佣前美国政府雇员。实际上，这种政府关系可以帮助企业应对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导致的全球市场格局日益模糊的局面，并为供应链的运作提供更多灵活性。

供应链的未来

基于这些研究结果，我们对未来数十年全球供应链的演变提出四大预测：

供应链的断裂将持续存在，尤其是源于地缘政治的裂痕。由于国际关系中的竞争和紧张局势加剧，政治对跨国供应链的冲击将会有增无减。

依靠在中国进行组装生产的西方跨国公司将把生产线从中国部分撤出。但由于缺乏有竞争力的选择，中国在未来大约十年内依然会是世界的工厂，形成“中国+N”的新制造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正在迅速崛起成为一个新的制造业中心，拥有挑战中国的潜能。

区域价值将在全球化中占更大比重。为了应对供应链的中断，企业将与更多地区的更多供应商合作。从长远来看，回流、近岸外包，甚至“友岸外包”等策略将被用于缩短前置时间及降低不确定性，形成“地缘经济碎片化”新时期。

尽管成本效益可能会在未来的供应链重构中受到负面影响，但这种更分散的供应链全球化模式将有利于创新，例如制造模块化和服务化，因为创新通常来自于作为多元化网络一部分的小型创意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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