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单身和婚姻一样，只是生活方式的一种。文明社会的特征在于开放、多元、宽容，单身作为多元社会的一部分，理应得到尊重。如此，这个社会不再“只虐单身狗”。
一个不被制度祝福的单独的决定
一个冷静却任性的决定，一个非婚生产的女孩，从未出生到刚来到这个世界，她和她的父母就一直在遭遇冷眼和麻烦，未来或许麻烦并不会更少——“吴所谓”，从名字开始，单身妈妈为女儿开启了面对世界的态度。
2015年11月20日，阴天，北京清河一处司法鉴定所。沈博伦和吴霞，带着5个月的女儿来做亲子鉴定。“你们这是要离婚？要复婚？”一位五十多岁的阿姨接待了他们。来做亲子鉴定的，大多是因为离婚纠纷、或是复婚生子。
“我们没结婚。”吴霞回答。阿姨盯着他们看了好几秒：“现在年轻人怎么想的啊？时尚是吧？”
吴霞已习惯了不解的目光和神情。她32岁，是一位未婚妈妈。去计生办咨询时、在医院孕检时、临产住院时、去人才中心查档时，办事人员都会一愣，不解且质疑。至于亲子鉴定，这是为女儿上户口的关键步骤，是缴纳罚款即社会抚养费的前提。此前，她已奔波数月。她有些后悔没有去美国生孩子，“要想让她成为中国人，真的很难。”
今年6月，这对曾经的情侣一度成为新闻人物。吴霞怀孕3个月时，两人和平分手，却决定生下孩子共同抚养。孩子出生当晚，两人发起一个名为“筹罚款，给一个上不了户口的新生儿”的众筹项目，每人10元，筹钱为女儿缴纳办理户口的43910元罚款。
“关于我们这个看似愚蠢且荒谬的决定。别急着打开钱包或评论，我们并没有把目光盯在你的钱包上，而是看着你的眼睛，想和你好好聊一聊。”两人在 共同 拟定的项目说明书中阐明，“我们一直认为，生育权是不应该与婚姻捆绑在一起的，作为被强行捆绑的牺牲品之一，我们有必要发声，让更多人听到。”
代价
11月16日，沈博伦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张照片。女儿戴着帽子，胖嘟嘟的。背景是一间办公室的门，门上挂着两张铁牌：“计划生育协会”“计划生育办公室”。
早在怀孕时，吴霞就从计生部门拿到了一份“征收社会抚养费准备材料详单”，包含12项条款外加2项注意事项。除了身份证、户口本这些常规材料外，吴霞还需要开具婚育情况证明、包括政治面貌在内的存档证明、工作单位收入证明、民政部门未婚证明，等等。
这是吴霞第一次听说“社会抚养费”。一位街道计生办女性工作人员，与她年龄相仿，力劝两人采用一个更经济实惠、更简便易行的办法：先结婚，再离婚。只要有这一纸证书，两人不需要缴纳罚款，更不用费心走这趟繁琐程序。
沈博伦和吴霞偏偏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吴霞的户口在北京，北京市规定，如果是非婚生婴儿办理出生登记，须出示母亲或父亲户口所在地计生部门开具的《缴纳社会抚养费证明》及亲子鉴定证明，并须经派出所所长审批。
对非婚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当事人，社会抚养费按照基数的1倍征收。征收基数每年变动，以前一年北京市统计部门公布的全市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准。2014年，这一基数是43910元。
11月，国家公布全面放开二孩。两人本来想等等政策松动的可能，但计生和公安都说不用等，“即使放开，也是在婚姻的条件内。”更何况，明年缴存基数一定会上涨，到时候他们还要交更多的钱。
“五险一金”中的生育保险，因为没有结婚证和准生证，吴霞也享受不到。不符合计划生育规定，生育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她生下孩子是完全自费的，“如果有保险，可能只有一针杜冷丁的几十块钱不能报销而已。”
有一次，一位医生进来问沈博伦：“你是她爱人吧？”沈博伦说不是。于是，对话发生了：“那你是谁？”“我是孩子她爸。”“那你不是爱人吗？”“不是。”医生愣了，从头到脚地打量着他。
出院后，吴霞还接到一位居委会大姐的电话，询问宝宝的情况，嘱咐给宝宝办理社保卡。问到初婚日期，吴霞回答没有结婚，“大姐在电话那头足足愣了有5秒钟，然后尴尬地回复了一句‘哦。’”
“在这个制度下，整个流程对于未婚妈妈来说都是二次伤害。”吴霞说，国家政策将婚生与非婚生区别对待，人们用不理解或是同情的目光看待，“事实上，很多维度都在惩罚你的这种行为。”
好在，为女儿上户口的漫漫征程已接近尾声。截至今年9月28日，众筹获得了1777人的支持，筹集款项30530元。两人决定，其中的17770元将用来垫付社会抚养费，其他捐赠给公益项目。
接下来，沈博伦需要回到户口所在地上海，开具一个婚育情况证明，且说明上海当地没有征收社会抚养费。等到亲子鉴定结果，两人要去计生办做笔录，等待审批通过后缴纳罚款，最后去街道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来到计生办的这一天，沈博伦在自己的公众号中写道：“Day149。从尚未出生就被计划着，但从不属于任何计划。别人有别的计划，你可以有自己的。”
选择
2015年父亲节这天，沈博伦正式成为一个父亲。11点38分，孩子出生。候产两天，沈博伦却非常愤怒。他接吴霞去医院，见到孩子姥姥的冷眼；进入医院后，再到登记流程时各种鄙夷的目光，一直到生产完毕后护士粗暴的处理方式，“每一步都让人感受到冰冷的绝望。”
在产室外等待时，他见到连续两车婴儿，被“收走”统一洗澡。婴儿哭闹声此起彼伏，只有一个医生，辛苦地洗完这个换下一个，没法好好顾及任何一个。这些孩子们被区分的唯一方式，是小脚上的ID吊牌。
“想到第二天，我的孩子就可能进入这种统一的、机械的、冰冷的、麻木的工业流水线，就开始反胃，一种如鲠在喉的恶心。”沈博伦深深厌恶，“从成人的意识，到孩子的肉体出生，所有人都不是人了。”
沈博伦1989年出生，2012年大学毕业，学的是传播学。一年后，觉得工作没有价值，辞职创办了一个名为“＋box”的项目，想向10个城市的1000个年轻人提出同一个问题：“如果给你一个机会问全世界同龄人一个问题，你会问什么？”
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仍是不羁的样子。他觉得，一个质疑就是一次改变，致力于展现和探究青年人对自我和世界的反思，鼓励每一个青年人独立思考并探索自我、认识自我、实现自我。
吴霞出生于1983年，比沈博伦大6岁。18岁考入北京大学金融专业，一年后退学，前往美国取得双学位，又读了MBA。然而，她放弃了6年管理咨询工作经验，转而参与创办了一个教育机构，希望培养具有公民意识、创新能力的青少年。
2013年11月，在一场公益活动中相识的沈博伦与吴霞陷入热恋，认为找到了彼此的灵魂伴侣。朋友们都很看好这一对，两人价值观契合，且都特立独行、不按规矩出牌。一年后，吴霞怀孕了。沈博伦在两人共同经营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出一封《写给未出生孩子的信》。接下来一篇，便是2015年1月18日，《我们不打算结婚，而且我们分手了》，配图是一个孩子，面向着茫茫未知的窗外。
两人在文章中说，“生孩子是我们共同的选择。”沈博伦很喜欢孩子，希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在他看来，分手与生孩子是两个独立的事件，对孩子保持坦诚和爱才是最大的公平——他的父母感情不和，却硬撑着在同一个屋檐下互相伤害，这让他深感，“形式上的家不是真正的家。”
大概25岁时，吴霞便想过，即便永远找不到真爱，也应该生个孩子。怀孕以来，她只有过一次动摇。正好在那一刻，孩子很有力地踢了她一下，她第一次感到孩子真实地存在于身体里，便不再纠结。
吴霞从没有觉得自己勇敢。即将出差拿不动行李，她也会崩溃到坐在地上大哭。她说，自己做未婚妈妈更多出于自己的私心，“期待着孩子将带来的惊喜和感悟。说实话，这种情感比爱情要坚固得多也神奇得多。”
“碰巧你的父母是两个特别执拗叛逆又无限作的人，特别喜欢对抗一些我们认为不公平的社会观念。”吴霞这样写给未出生的孩子。两人没有考虑先结婚后离婚，“为什么要用一个错误回应另外一个错误？”
2015年5月，两人决定发起众筹，希望以此引起公民生育权的关注和讨论。作为回报，他们将记录办理户口的全过程并公开分享。6个月内，给每个支持者以邮件发送一段孩子的成长记录。
众筹项目上线仅16小时内，就获得了312名朋友的支持，收到了筹款9581元。然后，它被无理由撤下，金额原路返还。接着，他们在微信平台发起了第二次筹款。质疑与挑战者众多。有人骂他是不负责任的人渣，“想看看你有没有当爹的样”。沈博伦的一位堂姐，请沈转告吴霞：“我会告诫她，让她少做以后让自己后悔的事情。这是所谓的理性。”
沈博伦的爸爸给了10块钱。这位激烈反对儿子做法的父亲回复了一句话：“我支持你们，是因为尊重生命。”另一位支持者则留言，因为孩子，他/她 必须停留在一段不幸福的婚姻至今。婚姻和生育的捆绑，令很多人无奈放弃了选择新生活的可能。
未来
沈博伦一直在微信公众号上记录着女儿的成长。“7月21日，是小朋友满月的日子，给她剃了头。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剃头。但她现在看起来有点像肥肥的 外星人。”“11月19日，试试GoPro看闺女。”GoPro是一种小型固定相机，沈博伦将女儿系在胸前的带子里，出门到了商场。
女儿刚满2周时，两人就抱着她去医院办理出生证明。地铁里、医院里的人都很吃惊，这么小就敢带出来！27天时，吴霞抱着她参加了一场上百人的活动。只要有机会，两人就会带上孩子一起参与。
吴霞说，他们不是特别精细和焦虑的父母。奶瓶用开水烫一下就可以，不消毒；加热到三十五度和四十度，其实没什么差别。相应地，女儿也比想象中乖。每天晚上八点吃一次，凌晨两点一次，便可以睡到早上。
两人曾约定，照顾孩子的时间是一人一半。第一个月，沈博伦住进了吴霞家，“她吃完了就给她拍嗝，踏实了就给她睡觉，拉屎了就换个尿布，醒了再去喝奶。半夜都只能睡个四个小时，白天来补觉，这好像并没有过多地影响生活。”
搬出来后，沈博伦也几乎每天一次到吴霞家里照顾。“我们一起在做这件事情，沈博伦受到的质疑更多。可能他不是一个好的伴侣，但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吴霞说。
她生产前两个月，沈博伦有了新女友。她一度崩溃，在微信上发出关闭公众号的消息。2天后，她向沈博伦道歉，请朋友们不要再用道德绑架他，“我不过是借了宝宝的光，才赢得这么多人对他道德的审判，但这本身就不公平。”她说这是一种受害者心态，如今正在慢慢消失。
女儿正在一天天长大着。她很喜欢在吴霞的怀里睡觉。沈博伦则慢慢发现，自己的拇指和中指已经无法环笼她的大腿了。两人每天谈论最多，可能是关于她的便便，“便便的颜色、频率，还是她便便前的征兆以及各种总结出来的规律。我们仍然不能准确地判断她每一次哭， 所表 达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但成功率越来越高了。”有一次，吴霞在饭桌上说起这些，她妈妈回道，以前你不是忌讳在吃饭时说起这些的吗？
在一封写给女儿的信中，吴霞写道：“我唯一不曾后悔过的决定，是生下你。或许有一天在你因为爸爸妈妈而痛苦的时候，你会责怪我们做了这个决定。它确实十分任性，但却一点都不冲动。”
“或许有一天，你能原谅我的任性。无论是否原谅，妈妈都想对你说：对不起……我和你老爸无法同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但我们真的都很爱你。假如我不能看着你长大，也希望你能明白，即便你周围的大人们不能够很好地相处，但我们对于你都有一样的爱。”
这个孩子正在改变着他们的人生。沈博伦和吴霞，为这个女儿取了小名“吴所谓”，“无所谓，无所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