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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观首发 | 吴月冠:政府数据共享透视与建议

博观首发 | 吴月冠:政府数据共享透视与建议
2020-12-01 14:37:22 来源:中国都市商界网

作者 | 吴月冠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贵州省大数据政策法律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

众所周知,信息革命已经并正在影响和改造着人们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影响是由点到面、逐步扩展并加速强化的;政府数据共享正是这一影响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

信息革命对于提高人们的常规活动效率、丰富人们的感受经历、增进人们的预见能力、强化人们的安全保障具有积极意义;同样政府数据共享对于提高管理服务效能、丰富管理服务方式、增进管理服务可预见性、强化管理服务安全保障进而服务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近年来,在前期政府信息公开基础上,在信息化、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国家战略举措下,在国际间、区域间、地方间应对数字化浪潮的竞争中,政府数据共享越来越多的被应用和复制。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政府数据共享的基本属性内涵、动力因素,提出促进其发展对策建议。

一、政府数据共享的基本属性内涵

(一)政府治理能力的升级

加快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已成为国家行动和社会共识;这就要求政府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用最新的科技手段、社会实践经验武装自己;政府数据共享就是这一武装的实践环节。通过打通散在于政府各个地域、部门、业务领域的数据孤岛和数据烟囱,推动政府治理能力不断的迭代升级,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基础土壤。

实践中,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基于行政区划推行的某省、某市、某县一体化的政务信息系统和数据库,基于行政机构改革合并整合的各个业务信息系统,基于不同行业主管部门间业务合作的数据交换,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都是政府数据共享的具体实践。通过这些数据共享实践,不断提升着政府管理服务效能,降低社会运转成本,实现政府治理能力升级。

(二)政府部门职能的无缝粘合

打造一体化政府、精简部门和层级,进而提高行政效能,已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共识、惯例和常态;这就需要建立并扩大行政部门间的信息交换广度和频度,打破部门间的信息不对称,为一体化政府提供运转基础。

由于数据是信息的构成要素和载体,这也就意味着要建立并扩大政府部门间的数据共享。充分的政府数据共享客观上推动、实现和保障着政府部门职能的无缝粘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行政流程再造的一种实现形式。

实践中,通过建立不同政府部门数据库间的物理和逻辑联接通道,或者将不同政府部门数据库转移部署到一个系统平台之上,或者重新共同建设一个更高包容度或统一的系统平台等方式,在实现政府数据共享的同时实现政府部门职能的无缝粘合。比如,智慧监狱、信用监管、市场监管、司法行政监管等应用。

(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责任重组

对事实的认识以及描述事实的数据是政府行政活动的重要基础,是做出行政行为的依据。在政府数据共享之前,各政府职能部门依据工作人员对行政相对人及其行为调查获取的证据,结合行政法律规范,做出行政行为;对此,做出该行政行为的政府部门对外为该行政行为负责,而该政府部门经办工作人员对内为该调查获取的证据承担责任,这些调查的证据就包括了数据。

然而,在政府数据共享之后,做出行政行为的依据不仅包括工作人员自行调查的证据数据,还包括通过政府数据共享从其他行政部门获取的该其他行政部门工作人员调查的证据数据,这样就会导致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政府数据共享的部门之间而非本行政部门之内承担工作责任。

同时,从管理角度看,使用共享政府数据的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和提供共享政府数据的行政部门工作人员间还会有连带责任、共同责任等工作责任承担的情况出现。因此,政府数据共享的过程也是一个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责任重组的过程。

(四)行政相对人的精准画像

政府数据不少是以行政相对人为描述对象的;通过对行政相对人在某一事务、某一领域的行为或状态数据化的描述,政府部门在据此作出行政行为的同时,也实现了对行政相对人在特定事务或领域方面的了解;政府行政的过程也是对行政相对人在时间上逐渐积累了解的过程,伴随着对行政相对人该事务及至该领域描述数据在时间上的积累。

通过政府数据共享,可以将同一或相关行政相对人在不同政府职能部门间的数据汇聚或关联在一起,从空间上扩展政府职能部门对行政相对人相关描述数据的有效关联使用。这样通过数据在时间上的积累和在空间的关联,也即政府数据共享,可以逐步实现政府行政所需颗粒度范围的行政相对人精准画像。

因此,政府数据共享也是一个对行政相对人精准画像的过程;它减少了政府职能部门间在行政相对人面前的信息不对称,呼应着一体化政府进程。

(五)社会公众期待的回应

政府数据共享扩大了单个政府部门掌握的行政相对人相关数据范围,同时也为减少向行政相对人重复索取、采集数据提供了可能,进而减少对行政相对人的时间占用、活动打扰,提高了行政相对人涉政府管理事项办理效率。

在行政相对人数据为更广范围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使用、知悉的同时,减少了数据的重复提供,避免了以行政相对人为信息传送通道的各类政府部门证明的开具、收受活动。

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长期以来社会公众和各类市场主体对提高政府效能、降低政府办事时间成本的期待。

二、政府数据共享的内生动力

近年来,政府数据共享在中央、地方多个层面、各个领域展开实践并不断深化;其迅猛发展的动力可以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分析。政府数据共享的内生动力包括了下述三个方面:

(一)推动发展与转变管理职能

推动发展、优化管理是政府部门职能的主线和目标;在此过程中,政府部门需要持续不断的做出决策、付诸行动。

随着社会运转速度加快、社会活动频繁、社会主体利益诉求增多、社会分工门类增加,政府部门就需要以更精准、更全面、更及时的决策、行动来实现更好的发展和管理;这就需要多个相关联的政府部门聚焦同一事件、共享与此相关却分散于各个政府部门间的数据,予以决策和行动。

地方政府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通常会针对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痛点问题推动多个政府部门协同破解。

比如针对市场主体设立时间长、手续多等痛点问题,近年来,地方政府以市场监管部门为主,协同多个相关职能部门,对公司、合伙企业、农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设立的时限、流程、条件、材料、形式等予以简化、优化、便利化,建立互联网技术平台,探索市场主体设立最多跑一次、一次都不跑等典型政务应用,有效降低了市场主体设立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经济成本等支出。

这一市场主体设立环节需要推动共享人口数据、房产数据、消防数据、劳动数据、税收数据、法人数据、地理数据等多个政府部门掌握的数据。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程的加快,这类为破解发展痛点问题而推进的跨多个部门的数据共享活动会越来越频繁,并呈现出制度化、体系化的发展趋势。

随着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转变进程的加快,常规的提高准入门槛、加重事后处罚等行政管理方式逐渐转向降低准入门槛、实施随机监管、强化重点监管、探索柔性执法、开展良性互动等综合治理方式。这一政府治理转变进程涉及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均需要大量跨政府部门的数据共享支撑。

比如针对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痛点问题,不少地方政府部门推出食品安全云监管平台,推动市场监管数据、环保数据、农业数据、工业数据、税务数据、健康数据、人口数据等政府数据和电子商务数据、食品检测数据、物流数据等社会数据共享,通过市场主体网上意见反馈、市民随手拍举报、网上购物评价抓取和传统的电话信件投诉举报、意见建议征集等方式,推进食品安全监管领域治理现代化。

再比如针对生育服务证(准生证)办理难、证明多的痛点问题,近年来各地政府推出网上生育服务登记平台,推进人口数据、婚姻数据、健康数据、社保数据、劳动数据、教育数据等共享和比对,科学精简证明事项,彻底解决广为热议的育龄夫妇为办准生证疲于往返奔波的社会痛点现象。

(二)责任不均与信息不对称

从一定时期看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不同阶段时,各个政府部门职能和任务是随着主要矛盾、突出问题、发展动态的变化而有所侧重的;这就客观上形成了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之间工作责任方面的差异,职能范围任务重、频率快、矛盾多的政府部门往往承担了更多责任,同时也掌握和积累了更多政府数据。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推移,各个政府部门责任会发生变化,甚至还会以机构改革形式发生政府部门重组。

另一方面,伴着的信息化、数字化进程,政府部门决策和行动越来越需要政府数据支撑,与之前相比责任承担更重的政府部门需要更多的政府数据支撑决策。这样,基于原有政府部门间责任不均衡的政府数据不均衡状态,势必推动政府数据在政府部门之间加以流动以应对责任改变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政府部门内部的信息中心责任的变化:在发展初期,信息中心大多限于政府部门内部的网络、计算机设备的运维等工作;然而最近五年随着政府数据共享等信息化、智能化工作的推进,信息中心的责任及其背后的工作内容、工作量和工作强度都大大增强,客观上为其他业务部门提供数据共享支持。

信息中心的工作内容也向协调内部业务部门数据共享、外部政府部门数据共享、获取更多的数据来源,协调提供满足政府部门职能的数据产品,维护数据安全等领域转变。信息中心正在决策落地层面发挥作用,推动政府数据共享。

政府数据共享除了因消解政府部门间责任不均形成的信息不对称而被推动发展之外,还会因消解政府部门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被推动发展。

随着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市场主体和自然人口的增多,行政相对人的行为、状态越来越密集的纳入到行政治理视野,单个政府部门掌握的原有政府数据相对有限、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信息不对称,加之为避免向行政相对人重复采集数据而增加社会成本,客观上也要求更多政府部门共享数据。

(三)业绩创新与技术依赖

在保持着协作、交流同时,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政府部门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这类竞争关系使得政府部门在履行传统职能的同时更加注重围绕国家主战略和自身职能范围的工作创新;大数据战略业已成为国家战略,政务领域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逐渐加速,政府治理有很大的效能释放空间,融合了政府数据共享的政府治理创新正适合作为政府部门业绩创新的着力点。

同时,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对政府活动及其流程改造和渗透,政府治理活动越来越精细,这客观上加大了政府治理对数据的需求,也就要求通过政府数据共享等方式获取更多数据,甚至要求更及时、更全面、更小颗粒度的数据共享。

三、政府数据共享的外在压力

从外在看来,还有一些因素作为外部压力推动着政府数据共享活动。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

(一)经济社会智能化与政府治理现代化

随着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改造的持续深化,数字化、智能化成为越来越明显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要求政府部门开放更多的数据,政府数据开放的背后包含着必要的政府数据共享。

面对经济社会智能化趋势,政府治理也在顺应调整发展。在业务上,以更为稳健的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应用来实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步和协调;在治理上,以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为治理对象,调整、规范和促进着这些活动。

比如,面对日益突出的城市交通拥堵问题,越来越多的人们在驾车通勤时通过导航软件查询路况、躲避拥堵,要实现这一便利事项,就需要大量的实时交通数据支撑。这些支撑除了导航应用网络运维者提供外,更需要政府部门向其开放提供实时路况数据,这就需要实现交通、城市管理、环境保护等政府部门间的数据共享并协同向社会提供。

再比如为促进物流业务和电子商务业务更好协同发展、共享数据,邮政、交通、商务、市场监管、农业等政府部门在做好协调管理工作同时,还会对市场主体监管数据、物流监管数据、商务监管数据、交通数据等在必要程度上共享后统一开放。

(二)陌生人社会发展与透明数据需求

当前,我国城镇化规模日益扩大、水平日益提高,日益庞大的城镇化人口群体背后是一个规模数量非常可观的陌生人社会;这一陌生人社会顺利运转需要信息、数据的充分流通,而熟人社会结构下信息、数据流通方式已不能很好的在陌生人社会适用,人们更多的将信息、数据的获取倾向于政府和社会,政府数据往往成为具有特定公信力的数据,更为人们重视和需要,这就要求更广范围的政府数据共享和更高水平的政府数据开放。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权利意识和需求更加突出,对作为公共部门政府部门活动的公开透明度有了更高要求;要求政府部门决策更加透明、政府支出更加合理、政府治理更加公平,要回应这一需求就需要相关政府数据统一、协同的披露,其中就包括广泛、有效的政府数据共享。

比如,为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政府部门通过网络向社会提供以人的全生命周期为主题的政务服务统一平台,共享人口、医疗、教育、社保、劳动、民政等政府数据,便利办理个人事务。再比如,为回应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切,就需要共享环境、地理、工业、市场主体、农业、国土等政府数据,由政府生态环境部门统一形成公共生态环境数据产品向社会提供。

(三)市场活动有机化与行政职能分散化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国内统一市场愈加发达;各行业全国性企业尤其是头部企业纷纷在全国范围、全球范围配置资源要素。这些企业通过在国内各地设置分支机构、关联企业等基地实现该企业在国内各地区间的资源优化配置。

同时,这些企业还通过组建产业联盟、产业平台、产业生态等体系化措施,实现更多市场主体、更广要素范围、更高时效的资源配置。头部企业中典型的网上购物平台、出行平台、餐饮平台、物流平台等网络平台应用以及其联结的诸多市场主体所形成的产业生态,表明经济活动有机运转已发展到一个新水平。

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行业应用正加速推进市场主体间的有机联系。在这一趋势下,市场对政府治理有了更高要求,对政府职能部门提供更及时、全面的政府数据也成为此这种更高要求内容之一。

相对市场主体跨区域、跨行业的经营趋势而言,各区域、各领域的政府部门作用发挥是有限的、分散的。这需要政府部门更加协同应对市场主体的跨区域、跨行业的经营需求,其中各区域、各领域政府部门共享数据成为必然要求。

比如当前出行平台面为应对各区域地方政府部门属地监管要求,一方面通过各地设置分支机构与当地政府部门相互交换数据、探索更具地域个性化的出行应用和出行活动治理;另一方面还通过与国家层面的政府部门相互交换国内出行相关数据,通过更广地域范围的统一数据共享交换探索降低市场主体运营成本。

再比如,市场主体发达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各省份、城市间开展的各类资质、证照、证明等互认共用活动,其背后是大量的政府数据共享交换活动;这些日益频繁的跨区域政府部门数据共享可以说是对市场活动有机化的回应,也是克服行政职能分散化不足的有益尝试。

(四)风险管控提级与服务发展升级

管控风险是现代政府职能的应有之义。随着社会分工日益深化、人口和各类生产要素加速流动聚集、生态环境加剧变化,各类不可预见甚至不可预知的风险将伴随着经济社会生活发展各个时期。这就要求不断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风险管控,甚至要对突发风险进行管控提级,以有效应对不确定风险。

由于风险通常具有跨地域性,还会影响不少关联行业,甚至产生长远的影响,因此,在有效应对这些突发风险时,就要求不同地域、行业的政府部门动员各类力量协同应对。这类协同应对背后就需要大量的政府数据共享等基础工作支撑。服务发展始终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

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服务发展的职能亦需要不断创新和升级,以匹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因此,在面对风险管控和服务发展其中的安全与发展两大主题要求时,政府部门就需要统筹协调更多的政府资源予以支撑保障,其中更大范围、更高时效、更细颗粒度的政府数据共享成为必然要求。

比如,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我国最大限度的调动各类资源统筹实施风险管控;从集中全国资源成功实施武汉疫情阻击战,到疫情常态化防控,再到对各地突发散发病例强力管控,努力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秩序;除了举国之力的强大保障外,也无不要求高效的政府数据共享予以技术支撑。

再比如,当前,我国在工业领域大力发展的工业互联网,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实施产业数字化、产业智能化,更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就需要政府工信、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各个相关政府部门共享政府数据予以支撑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和发展。

四、推进政府数据共享的破解路径与建议

近年来,各级、各地推进政府数据共享取得不少成效和亮点,相关创新探索案例与经验总结类文章不断见诸媒体报纸和网络,然而政府数据共享活动仍有待向体系化、智能化、实时化、实用化方向努力。

政府数据共享存在的各数据系统技术标准不统一的、各部门信息化水平发展不平衡、数据共享机制与部门责任机制不能很好匹配、共享机制与保密机制有待协调衔接、共享精度深度频度有限等不足与困难,不少已成为共识,亟待破解。

不少文章已从范围、效率、质量等角度提出促进政府数据共享问题的建议;下面拟从实践层面探讨推进政府数据共享的破解路径建议,以期建言助益我国十四五规划政府数据共享相关举措。

(一)加强和依靠党的领导全面推进政府数据共享

在推进和规范政府数据共享方面,国内法律法规正在逐步强化,尤其是上海、浙江、贵州、福建、海南、天津等省市陆续出台大数据相关法规规章,探索推进和规范政府数据共享的措施。

然而,整体而言,我国政府数据共享顶层法律规范尚待出台、地方政府数据共享法规规章规范尚待细化,政府数据共享还处于一个摸索规则、有待体系化的过程,也即政府数据共享尚处于改革探索阶段。

在政府数据共享改革探索中,需要打破政府部门间原有的权力利益边界、甚至要实施行政流程再造,需要克服人员间、部门间、地域间的惯性阻力,需要承担因对原有规则做扩大解释、限缩解释等变通适用以推进政府数据共享而带来的风险后果。

在这一领域,加强和依靠党对政府数据共享工作的领导具有更加重要意义。实践中,各地为破除政府数据共享的阻力,也纷纷依靠当地成立以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或依托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通过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优势强力破除各部门间在政府数据共享上的顾虑和阻力。

可以考虑进一步强化这一优势,将指导协调推进政府数据共享纳入各地、各部门党政主要领导的工作职责和工作任务。同时,建立并细化推进政府数据共享的容错纠错机制,在“三个区别开来”原则即:

“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指导下,将各地、各部门推动的政府数据共享工作纳入改革先行先试范畴。

只要党政领导和工作人员在此工作开展前进行了适度的风险分析评估并有风险应对措施,并在实施中勤勉注意,对于不可预见或不可控制的风险带来的后果与损害,应允许免除该党政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责任。

(二)积极发挥机构编制部门推动作用

推进政府数据共享涉及各地、各部门间的职能合理配置和优化,为推进政府数据共享需要精简、整合、增加的部门内设机构、人员配置事项,是机构编制部门职能的重要内容。包括政府数据共享在内的数字政府、智能政府、透明政府建设,最终会大幅提高政府治理效能、精简政府机构人员。

在机构编制层面保障和推进政府数据共享工作,可以为今后机构编制调配和压缩创造更多空间;也是机构编制部门工作创新的增长点和着力点。发挥机构编制部门作用,推动政府数据共享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具体来看,机构编制部门可以考虑在三个方面发挥推动政府数据共享积极作用:

一是,明确各政府部门的数据共享职能。通过调整、完善、解释政府部门三定规定中的主要职责,将“从本部门行业角度推进政府数据共享”纳入政府部门主要职责,并落实到具体内设机构,从而推进政府数据共享。

二是,适度扩大政府部门内设信息机构人员配置,以适用数字政府建设快速发展需要。

三是,加强对政府部门为推进政府数据共享所做的编制工作相关创新探索之指导、激励和监督;开展政府部门推进数据共享职责专项评估。

(三)强化政府部门内设信息机构能力建设

快速推进的政府数据共享等政府信息化建设,给政府部门内设信息机构和人员提出了时代任务、严峻挑战和重大机遇。然而,政府部门内部信息机构在职能、经费使用、人员技术和能力等方面亟待加强,需要较短时间内克服技术与业务内容脱节、流程脱节、机制脱节的不足,最终实现政府部门业务力量与技术力量的融合、复用。

可以考虑从四个方面改善和补强这些不足、促进政府数据共享:

一是,将政府部门以事业单位形式设置的信息中心,纳入到政府部门内设机构序列,强化信息、业务内设机构之间的协作基础。

二是,将内设信息机构列入政府部门主要领导分管范围,将其打造为本政府部门的“特战队”。

三是,适度扩大、充实内设信息机构的人员配置,引进高技术专业人员,调入业务技术复合型能手;强化信息与业务部门短期交流任职培训机制。

四是,探索更加灵活的购买第三方信息化服务机制,适度扩大采购自主权,为内设信息机构落实政府部门数据共享等职责提供稳定的外部专业力量保障。

(四)探索政府部门间数据共享共益机制

各地、各政府部门间常常会采取一些不定期的合作活动,通常这些合作会带来积极的社会效果,也成为这些政府部门各自常规工作之外的活动创新。然而,这些创新具有或然性,常常因部门领导的变动或部门工作重点的转变而间断或停止。

各地、各部门在探索政府数据共享之初,常常以部门间两两合作共享、创新行政效能的方式进行的,往往也会产生明显积极的社会效果,从而得到上级部门的积极评价。

然而,当这一政府部门间的数据共享活动常规化、制度化为该部门职责后,或政府部门间均将数据共享带来的积极社会效果视为本部门的业绩、数据共享带来的责任视为其他部门的责任,那么政府数据共享进程就会因部门责任强化、业绩错位而受到拖延或阻碍。

可以考虑从三方面探索政府部门间数据共享共益,以推进数据共享:

一是,设置部门工作量化考核指标时,将向其他政府部门共享数据的范围、数量、频次、时间等因素统筹纳入量化考核指标或适度提高权重,以提高该政府部门对外共享数据的积极性。

二是,建立政府部门使用共享数据反馈机制。由使用共享数据的政府部门将相关成效情况反馈给提供共享数据的政府部门,以作为提供数据的政府部门的业绩效果。

三是,细化政府数据共享创新评价标准,将政府数据共享常态化下的政府部门间数字能力融合、职能衔接与补齐等更深程度、更细分领域的探索,以及数据共享常态化下产生的数据复用成效,纳入工作创新范畴。

(五)突出欠发达地区政府数据共享后发优势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还会在一定时期存续,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欠发达地区的政府信息化建设尚有不少短板需要补齐,甚至许多政府部门的信息化、数字化平台还处于起步阶段。

与东部业已成熟的各个领域独立的政府数据平台相比,欠发达地区可不用考量重复投资建设所带来的财政资金和空间资源浪费等缺点,高起点建设统一的政府信息化、数字化平台。

由于政府数据共享等信息化、数字化建设项目尚处于探索规律、摸索有效方法的试验阶段,特定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总量、人口总数在全国的比重较小,试错成本较发达地区而言具有一定优势。

同时,在欠发达地区发展政府数据共享等政府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可以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信息化、数字化,降低欠发达地区社会运转成本,增强追赶发达地区的后劲。

因此,可以进一步优先选择在欠发达地区开展包括政府数据共享在内的政府信息化、数字化建设试点、试验,同时给予其人才技术支持保障,从中探索出规律性方法,进而全国范围逐步推广应用。

(六)发挥各类机关组织优势,形成推进政府数据共享合力

政府数据共享等政府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对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积极影响,因此,除了发挥党的领导优势和政府部门自身优势外,还需要各类机关组织支持和监督。

首先,充分发挥各级人大、政协机关对政府数据共享的支持和监督作用。人大在审查预算时、审议议案时、听取报告时,适度向包括政府数据共享在内的政府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倾斜。政协提案适度向政府数据共享等政府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痛点、难点问题倾斜。

其次,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组织对政府数据共享的支持和监督作用。建立健全相关机制,鼓励各级政府部门定期就政府数据共享等政府信息化、数字化建设项目的设计、建设、验收、结算、运维等环节中的痛点、不足问题向相关行业协会征求意见,鼓励各个企业以自己名义或通过行业协会向政府部门实名或匿名反映企业的困难或问题。

最后,可以在政府数据共享等政府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相关规范性文件、法律法规制定过程中,健全和落实充分听取行业协会、企业等市场主体、公民个人意见建议的制度机制。

(七)加强政府数据共享法治保障

当前,各地、各政府部门日益重视政府数据共享的法治建设,力求将探索出的政府数据共享等经验法治化、稳定化,进一步保障和促进政府数据共享等政府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得以深化并释放更大效能。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推进。

首先,可以考虑从国家层面研究出台规范、保障政府数据共享的法律,从而形成从国家到地方的统一政府数据共享法律法规体系。当前,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信息化、数字化领域国家法律正紧锣密鼓地制定,下步可以考虑将政府数据共享法律、政府数据开放法律等纳入立法进程。

其次,可以考虑进一步实现政府数据与司法、监察、检察等机关的数据共享,以实现政府数据共享的深度应用,同时实现司法、监察、检察等机关通过数据共享实现对政府部门的实时、精准监督。

最后,政府数据共享涉及政府职能、行政流程等再造,各地、各部门改革试点多会涉及调整法律法规适用事项,可以考虑加强立法机关对政府信息化、数字化改革试验调整法律法规适用的支持力度,设立绿色通道,及时精准鼓励包括政府数据共享在内的政府信息化、数字化改革试验试点,以助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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