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晋研究员认为，我国目前的网络世界，还处在竞争规则匮乏的“丛林生态”时代，现实中的竞争法还难以规范网络这个新领域。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副主任李顺德却认为，现实与网络不能“一刀两断”，现实社会的竞争法规范，在网络环境中同样可以适用。但他同时补充说，现有的竞争法需要一些修改和补充，以更加适应网络时代的需要。

    考虑到网络竞争环境下，现代技术的力量容易被企业滥用，从而成为危及公共利益的工具，刘继峰教授也同意从立法环节完善竞争法的观点。他指出：“如何约束没有达到市场支配地位、但是有相应技术力量的企业，采取公平自由的竞争方式，是《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未来修改时需要解决的问题。”

    执法部门应更快速应对

    与会专家几乎一致表示，此次“3Q”之争之所以愈演愈烈，以致危及数亿用户，与《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部门“反应缓慢”有很大关系。

    陈盨表示，“3Q”之争是对竞争法的执法部门能否积极行使职责，维护网络市场秩序，并恢复市场信心的一次考验，执法部门本应更迅捷地作出反应。

    “但是，我国相关执法部门的这份答卷，完成得并不好。”黄晋说，“在"3Q"之争如火如荼之时，我国经济主管部门却大多扮演了"旁观者"的角色，这是竞争能够辐射如此广泛、影响如此恶劣的重要原因。”刘继峰也指出，执法者的放任态度，导致本该发挥作用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网络竞争中“被边缘化”了，直接影响到国家力量介入的速度与力度。

    对此，吴宏伟教授认为，这暴露出目前我国竞争法的执法部门，存在着执法主体过多、职责和权限划分不清的弊病。据李顺德介绍，目前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由工商部门执法，《反垄断法》则由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工商总局3个部门共同执法。吴宏伟表示，此种“共同责任制”，在现实中反而容易因相互“踢皮球”而缺乏效率。“因此，精简竞争法的执法机构，以高度、统一、权威的面貌对网络竞争执法，是"3Q"之争给竞争法领域带来的启示。”他说。

    此外，文学国副院长还指出，目前我国竞争法的执法部门在网络知识的储备方面不足，也是应该克服的技术性障碍。

    然而，也有专家质疑，《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部门过多地介入“3Q”之争，恐会干涉市场竞争的自由性，到头来反会侵害消费者的利益。“企业对抗是竞争的表现，平静的市场可能是危险的市场，因为消费者难以从"平静的垄断"中获益。”毛晓飞说，“目前，消费者在这场争端中仍然有选择权，执法机关就不应介入。”她认为，国家力量不能替代消费者做出个性化的选择，否则对企业和消费者都是约束。

    社科院法学所商法研究室主任邹海林却认为，腾讯公司强迫用户“二选一”的行为，已严重危害到了网络的公共安全，因而不宜以“竞争自由”为名，坐视两企业竞争给“公共利益”带来侵害。

    这一观点得到了多数专家的认同。他们认为，《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核心价值，不仅包括保护消费者权益，更要维护市场秩序。因此，只要腾讯与360公司的竞争行为触碰了“公共秩序”这一底线，执法部门这只“看得见的手”就不能无所作为，“该出手时就出手”。北京大学经济法研究所所长盛杰民表示，在此事件上，竞争法的执法部门和相关司法机构应该拿出能力与魄力：“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推动《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社会普及。”

    “合法竞争”文化远未形成

    尽管对两家企业的竞争行为如何定性，专家们尚存在争议，但与会专家一致表示，“3Q”之争已暴露出当下中国的企业，竞争思维仍然落后，“合法竞争”的文化和意识远未形成。因此，其采取的“自力救济方式”，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属于非理性、非诚信的“恶性竞争”。

    盛杰民认为，腾讯与360公司此场竞争的后果，既不能促进网络行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也没有给消费者带来利益，反而损害了网络市场的有序性和网络公共安全，“损人不利己”。

    姚海放也指出，这场“3Q”之争中，两家企业强拉消费者一起“参战”，其在用户间造成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实际获得的收益。“我想，即使任何一家企业能够获得赔偿，但是信誉的损失是长远的。”刘继峰说，“这一双输的局面，暴露出中国企业合法竞争意识的淡薄，值得我们反思。”

    吴宏伟指出，这提示中国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仍需以诉讼等合法方式维权。黄晋也提到，竞争企业由于在举证、力量等方面具有优势，因此竞争企业的诉讼维权，不仅有利于维护自身利益，也能同时给消费者提供保护。

    “只要是合法的手段，企业在竞争中都可以采取。”李顺德表示，“即使在网络环境下，企业竞争也需以正当的方式进行，利用网络炒作，无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

    本报北京11月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