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助农，让田间地头农产品畅销全国;在线学习，让知识跨越千山万水;分享日常，让生活技能方便你我……近年来，网络直播成为互联网世界的一个“风口”，一个个流量平台纷纷崛起，在产品营销、知识共享、远程办公医疗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人们在直播中寻得商机，在直播中觅得便利，也在直播中拓宽出路。

网络直播作为发展中的新事物，犹如一个赛车道，直播平台像赛车手，抓住用户注意力就更容易加速冲刺，“直播竞赛”就此展开。

与此同时，这条赛道的门槛和标准参差不齐，出现了一些需要正视、亟待解决的问题。近期，一系列关于直播行业的监管手段以及法规政策接踵而来。不少业内人士表示，这也意味着，直播经济在快速运行的赛道上拥有了更重要的“刹车”管控。

积极传递主流价值

推动平台蓬勃发展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直播自残甚至自杀在平台上总是能找到踪迹。

今年5月就出现了多起：5月3日，男子因与妻子闹矛盾，直播自杀，东莞警方赶到时，男子手腕表皮已被利器轻微割伤;5月27日，网民李某通过其账号发布直播自杀的内容，西安警方于次日凌晨找到李某，并送至医院检查……

正因为如此，目前，一些直播平台开始通过算法技术及时识别，第一时间处置账号和内容，积极联动有关部门挽救生命。例如，今年以来，快手联动警方干预了270多名有自杀自残倾向的用户。

两个星期前，快手社区安全员工张洋与死神赛跑了70分钟。6月26日21时许，张洋在对用户直播进行常规巡查时，发现一个直播间的画面中，男子躺在沙土地上，脸色苍白，手腕鲜血淋漓。

张洋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掐掉直播，并将相关信息推送给客服团队。在直播平台协助下，警方经过70分钟的全力搜索，终于找到已经跳下高架桥且割腕的李林(化名)。经救治，李林的生命体征平稳后，被家属带回了家。

原来，今年25岁的李林，因欠了4000元外债，周围亲友拒绝借钱帮其偿还，心灰意冷的他选择从高架桥一跃而下，发现没死后用玻璃划破手腕，在手机镜头前等死。

张洋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此类事件并非个案。例如，湖北省巴东县一个女孩，因为失恋而抑郁，不停上传有明显自杀倾向的作品;吉林省一名网友直播时，一边拿着药盒，一边激动地讲述自己悲惨经历，表示不想活了……

“如果直播判罚结果为‘自杀自残’的，直播会立即被关闭，相关信息会同时推送给客服团队，由客服团队确认后迅速联动警方介入。对于有自杀自残倾向的作品，风控会召回相关用户和作品，通过线上流程及时推送给客服团队，由客服团队确认后联动警方介入干预。”张洋说。

据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介绍，如今，直播平台除了干预自杀功能，还有寻人功能也值得称道。此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少流量平台科普抗疫知识，传递战“疫”温暖时刻，为不少行业打开了线上销售之门，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积极作用。实践证明，“把握好手里的麦克风”，让主流价值充盈直播间，才能让直播平台蓬勃发展。

在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王四新看来，直播平台在正能量建设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除了自杀干预机制的建立，还可以主动配合政府机构做好各项社会管理工作，尤其是配合司法机关做好各类案件的侦破审判以及后期的执行工作。此外，直播平台还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生态考评体系，激励互联网用户创造更多优质内容。

政策扶持资金注入

直播行业迭代升级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人们足不出户，通过收看直播便可收获新鲜视野。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趋稳向好，人们被抑制的消费潜能释放，各大重量级主播实力圈粉。

企查查数据显示，2020年3月以后，直播相关企业月注册量屡创新高，5月直播相关企业注册量达2877家，较2019年同期上升684%。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13.9%，但包括网络直播行业在内的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5236亿元，增长了15.5%。

“直播行业对于保就业、促稳定、防控疫情具有积极意义。”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说。

直播行业的发展也使得一些地方政府的发展思路产生变化。

四川省商务厅在今年印发的《品质川货直播电商网络流量新高地行动计划(2020-2022年)》中提出，到2022年年底，将四川打造为全国知名区域直播电商网络流量中心，实现年直播销售额100亿元。

在王四新看来，我国直播平台的监管体系一直在不断完善，不管是制度供给侧，还是实践层面，都在不断进步。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从规范体系来讲，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为代表的监管机构，不断针对监管过程中存在的新问题新情况出台有针对性的规范性文件，部门规章制度不断完善，相关的制度设置为解决直播监管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从有法可依到有更多的法可依，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其次，在执法活动方面，各部门不断开展专项执法活动，不断解决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积累执法经验、完善执法的规则体系提供了经验支撑;

第三，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尤其是直播平台不断完善自身管理体系，不断强化平台管理责任，为参与直播的用户提供了很好的服务，同时也在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

最后，直播行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直播带货的快速发展，说明社会在这个领域里面的规则体系建设、监管实践工作以及互联网用户平台的努力，都得到了很好的呈现。

在官方政策、资金注入、流量扶持等因素助力下，直播行业模式正从单一型向复合型快速迭代升级。也正因为如此，呼吁直播行业传播正能量的呼声也愈加强劲。

在郑宁看来，正能量指的是一种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情感，是社会生活中积极向上的行为。进一步说，直播平台的正能量就是主播们通过直播平台把自己积极乐观的心态和行为分享给其他人，让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人可以感受到那阳光和向上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直播平台需要一场聚焦责任感、价值观的“质量革命”。

郑宁进一步解释称，具体来看，可以包括政务、非遗、三农、警务、公益、教育等诸多方面。例如，斗鱼正能量频道开创了包括“直播+党宣”“直播+政务”“直播+公益”“直播+红色旅游”等多种网络直播模式，覆盖多样化的内容领域。

“建立传播正能量的直播平台需要建立全行业合作机制，构建优质生态内容。直播平台可以联合优质的博主、正能量的社会机构进行直播。例如，与李子柒合作，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承非遗;与全国劳模、中国好人等正能量人物合作，使网友真实地感受到英雄模范的正能量行为;与中国红十字会等公益组织共建平台，在环保、公益等领域传播正能量的直播内容，对传播正能量的内容予以加分和优先推荐。总之，网络直播可利用其特有的优势构建优质内容生态，探索正能量直播内容多元形式，履行传递正能量的社会责任。”郑宁说。

强化平台监管责任

法律技术紧密结合

不可否认，“田间”“地头”直接发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席卷各行各业，直播带货为中国经济全面开启了“云上经济”的钥匙，让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衣、食、住、行、娱乐等各行业看到了新机遇。当直播带货成为各路玩家争抢的“高地”，频繁翻车、假货不断、刷量造假、质量存疑、售后无门……种种乱象也渐渐浮出水面。

怎样让直播行业远离“开播卖货，下播甩锅”的困局?

朱巍建议，尽快建立以市场监管部门、商务管理部门和网信管理部门为核心的跨部门监管模式，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此外，可建立黑名单制度、信用评价制度和投诉监管制度。并且，行业标准应充分参照国家网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关于黑名单制度的规定，要做到一次违规、终身禁业。同时，做到消费者投诉应收尽收，规定时间内予以处理。

“监管直播平台责任在我国是政府落实互联网法律法规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互联网管理过程中存在实践问题的重要抓手。在互联网平台责任体系建设方面，要不断通过丰富现有立法和规则体系的方法，为互联网企业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和具体的行为规范。同时不断加强立法的实施工作，强化互联网法律法规的实践效果，让这些规范在实践中切实产生更好的管理效果。”王四新说。

王四新同时提到，强化平台监管责任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不可能达到完美无缺，“在实践中，会不断有新问题出现，要根据这些新问题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同时积累监管经验”。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建议，强化平台的监督管理责任。直播平台是公共平台，不能重流量轻责任、重收益轻担当，这已经成为广泛共识。

在朱巍看来，下一步，应着重强化平台的监管责任，将技术和法律结合起来。“我们以前只是考虑立法，很少考虑到技术的影响，只有将技术和法律相结合，这样的立法才有针对性。如算法问题、推荐问题、举报问题以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问题等，这些在立法上已经写得很清楚，可就是一直落实不了。”

朱巍说，在内容审核层面，应该将人工智能和人工审核相结合，对直播作品中出现的不好的东西和负能量等内容进行识别和限制。“对于上热门的直播要有更多考量，确保内容的合法性和安全性等。此外，在网络实名制方面，一个网红在某个平台上由于违法违规受到处罚后，应联合全网平台进行跨屏封禁，但现在的技术好像并没有打通。”

郑宁则建议，可推广网络主播从业资格培训与考试制度，逐步尝试建立相应的等级认证制度，禁止无从业资格人员上岗直播;还可以考虑建立社会化网络直播评估机制，对网络主播和平台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科学量化信用和风险评估(评级)，并根据评估的等级，剔除不合格的网络平台和网络主播，以净化网络直播的生态环境。

“网络直播代表着数字经济和数字文化的产业发展趋势，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秉持鼓励创新、包容监管的理念，能让市场解决的，就应当积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郑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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