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研发机构应该是‘从0到1’的去做一些新兴领域的突破性技术，要有很强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化无缝衔接的能力，所谓的无缝衔接就是两个都得干，不干的话就不能形成有效支撑。”5月28日，在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科协常委、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刘若鹏博士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当时国家提出要做新研发机构的时候，对新型研发机构的要求非常明确：必须是新兴领域而且必须要有核心带头人，要长期坚持做基础研究，直接面向产业化生存。以这种模式来打造新型研发机构，为我国在新兴科学领域里实现‘由0到1’的技术突破。”刘若鹏回忆。

2010年，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成立，是深圳首批公益性新型科学研发机构，主攻超材料的设计与研发，并成为了科技部超材料电磁调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依托单位。

近年来，作为整个国家科研体系改革的大趋势，“新型研发机构”的概念被扩大化，有的科研院所做一些改革，甚至是企业里面建立一个新的研发部门，都把它称为新型研发机构。由于定义不清晰、泛化，导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

“让不同领域的企业和机构去进行一些科技研发的探索和尝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探索完了以后，需要冷静地去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刘若鹏认为。

从2011年推动建立新型研发机构到现在，正好十年时间。刘若鹏建议：“把新型研发机构的体制机制再明确，因为我们不可能用这种探索去解决所有问题，其实只要能解决一个问题就已经很不错了。”

“新型研发机构应该用来解决新兴科学领域里‘从 0到1’的技术突破，如果科研机构里面什么科研、什么研究都做，我觉得还是大学比较合适。新型研发机构应该是做新兴领域的专项‘冠军’，这样才能把底层基础研究与产业化相结合的效率体现出来。”刘若鹏说。

目前，新型研发机构还面临一些发展困境，机制体制存在障碍。

从体制机制方面，刘若鹏认为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类问题是对于新型研发机构的定义不清晰。一般这类研究院大都会通过产业孵化出企业，那么企业与研究院之间的关系以及研究院的成果跟企业之间应该怎样去流动?目前这一方面大家都还处于探索阶段，包括光启自己也在探索。我认为无论企业如何发展，一定要回归到研究院要去做基础研究，这从我们研究院设立的第一天开始，就已经在规划里面写得清清楚楚，也要成为了我们的创新纲领。”刘若鹏说。

“第二类问题是在做整体分类的时候，只有科研院所和企业两大类，对新型研发机构却没有标准来衡量。由于新型研发机构并没有完全从企业里面剥离出来，所以导致很多评价体系、打分方法、管理方式、管理模式上都还有比较大的偏差。此外，相对而言，目前的政策是条块切割，就是做技术研究的淡化做应用技术研究的，做应用技术研究的淡化做产业化研究的，发展方式不同，国家的政策支持也不同。但是新型研发机构的最大特点就是混合了基础研究和产业化开发。所以我觉得这两部分可能需要做些调整。”刘若鹏说。

“无论是这种新型研发机构还是新兴技术，都是需要跨很多个系统管理才能有所突破，如果只是孤零零的停留在一个条款里边，怎么可能完成‘从0到1’的突破?”刘若鹏举例，比如，超材料技术的发展，不仅涉及到重大装备型号的应用，还涉及到了产业化的布局和发展、金融政策的支持等，如果能从新兴技术本身的发展来看问题的话，可能会总结出来一个更好的体制机制。

因此，刘若鹏建议，对于新型研发机构要跳出现在的条块管理模式，从另外一个视角去审视、梳理，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要从行业领域和技术本身的发展来看问题，而不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去看问题。(记者 马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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