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的中国核地质标本陈列馆里，一块灰黄相间的矿石依然保持着67年前的“锋芒”，当工作人员手持先进的伽马仪慢慢瞄向它，伽马仪顿时发出“嘎嘎”的声音。

1954年，这块产自广西的铀矿石见证了“两弹一星”事业的发轫，面对美国发动朝鲜战争，甚至扬言要用原子弹封杀中国，我国领导人意识到，必须拥有核武器，制造自己的核盾牌，才能增强国防实力，保卫祖国和平。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也就是在这天，一个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确定下来。

施展“科学救国”抱负

当开展“两弹一星”事业成为国家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当初怀着“科学救国”梦想远渡重洋的科学家纷纷回到祖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为了回国，钱学森隐忍负重5年，历尽波折，最终于1955年踏上回国的旅途。他曾满怀深情地说：“科学没有国界，可是，科学家有祖国。”钱学森的归来让中国“两弹一星”研究进程显著提速。

早一步归国的钱学森曾数次写信给同门师弟郭永怀：“快来快来，我们拼命地欢迎你！”郭永怀的夫人李佩后来回忆，因为知道已被美国多方关注，于是在回国前的一次同事聚会中，当着大家的面，郭永怀将十多年来积累的未发表书稿，统统扔进篝火付之一炬。1956年9月底，郭永怀携全家动身归国。

1948年，钱三强放弃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的优越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选择回到战乱中的祖国。

据统计，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近20位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从国外归来的。

本土培养、成长的“两弹一星”参与者身上，同样闪烁着“科学救国”的光辉。

人称“土专家一号”的于敏先生成长于旧中国最动荡不安的时期，兵荒马乱，流离失所。幼年的他常与大他三岁的姐姐藏在炕沿下，躲避呼啸而来的枪弹。一年夏天，刚学会骑自行车的于敏，就险些遭到横冲直撞的日军吉普车碾压。难以抚平的童年屈辱，激发了少年于敏的民族自尊心，化为他此后一生“科学救国”的精神动力，“愿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两弹一星”事业是辉煌的，又是神秘的。它的神秘需要用无私的精神支撑，用奉献的精神坚守。

1961年4月的一天，在北京的一间部长办公室里，世界知名物理学家王淦昌面对一份特殊工作。他被告知，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一旦加入就必须断绝一切海外联系，并且要做好隐姓埋名一辈子的准备。

此时的王淦昌已年过半百，突然间让他放弃得心应手的物理学基础研究，从事核弹研制的全新事业，面对人生和事业的这次重大抉择，王淦昌稍微沉思了片刻，就铿锵有力地说，愿以身许国！ 

1963年，后被称为中国“核司令”的程开甲在学术界突然消失，从此踏入了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潜心开始中国核武器研究和核试验事业。当程开甲重回北京定居，他在茫茫戈壁已经工作生活了20多年，参与主持决策了多种试验方式的30多次核试验。

在一次次从零开始的艰难抉择面前，人称“奇女子”的王承书用3个“我愿意”肩负起了国家的重托——她告别丈夫与孩子，年过半百改行研制原子弹的核心燃料高浓铀，用一台已经锈迹斑斑的手摇计算机，计算出海量的数据。

除了这些著名科学家，还有成千上万与他们共同奋斗的普通建设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怀着舍家为国的共同心愿，把热血和汗水洒在茫茫戈壁上，洒在新中国国防事业的发展道路上。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在“两弹一星”的事业中，有太多人的奉献和牺牲。他们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共同追求和崇高境界，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成就了“两弹一星”伟业，创造了非凡的人间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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