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2007年《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来，农民合作社在全国范围内大量涌现，农户参与率也大幅度提高。截止到2020年6月，全国农民合作社数量已经超过220万家（陈永章等，2021）。农户参加合作社的比例从2004年的3.5%上升到了2015年的42%（罗玉峰等，2017）。虽然数字上看我国合作社组织发展迅速，规模庞大，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空壳社”或“假合作社”（潘劲，2011）。甚至有学者认为，当前绝大多数合作社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规范合作社（邓衡山，2014）。目前，运作良好的合作社基本属于两种，一种是借助产地优势与大规模生产企业或流通企业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的专业合作社，另一种是借助合作社核心社员的经营才能或社会关系而有所盈余的合作社，即能人领办型合作社。牧区产地优势并不明显，故牧民合作社基本属于第二类型。能人领办型合作社在其发展初期凭借核心社员的信誉和个人关系能够保证合作效益，但也容易造成关系权威代替理性权威（杨灿君，2016）。核心社员的长效激励机制缺失条件下，能人领办型合作社倾向于选择“不规范” 治理，经历几年的繁荣后逐渐因利润分配不均匀等原因走向衰落，或转变成少数核心社员的牟利组织。

关于合作社的激励问题研究已经很多，大致可分为三类：政府对合作社成立的激励、合作社对普通社员的激励和合作社对核心社员的激励。比如，张雄等（2021）认为信任和政府的引导机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的内在保障；胡平波（2013）认为正式制度与声誉制度可以协同激励治理农民；陈永章等（2021）认为现阶段我国仍处于能人培养阶段，故对能人领办型合作社应多激励少约束。现有合作社激励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前两种，核心社员的激励问题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政府对合作社成立的激励，导致了很多“空壳社”。对普通社员的激励，能够让农户加入但无法保证其参与率，导致很多“假合作社”。既然“能人”是合作社发展的关键，“能人”—核心社员的长效激励机制就是合作社长久发展的关键之关键。关于核心社员的激励，部分研究所提倡的“提成制”或“股权激励”（Royer,1999）往往会使合作社发展成企业性质的经济组织。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重点讨论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委托人缺位现象及其对合作社长久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游牧的变迁与现代牧民

本研究所选调研地是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以下西乌旗，旗为内蒙古的行政单位，相当于县）和东乌珠穆沁旗（以下东乌旗）。东乌旗和西乌旗位于锡林郭勒大草原的东部和北部，地处中纬度内陆地区，温带干旱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属于森林向草原的过渡地段，以草甸草原为主。冬春寒冷漫长，年平均气温1℃、年降水量300毫米左右。由于自然环境及气候条件不适宜农业耕作，锡林郭勒大草原目前仍是我国保存完好的几个天然草原之一。

东、西乌旗历史上一直以游牧方式从事着草原畜牧业，这一生产方式直到人民公社时期并未受到太大影响。1984年开始牲畜私有化，1997年草场承包给牧户，原有的游牧方式向定居畜牧业过渡。草场属于嘎查（相当于村的行政单位）集体所有，嘎查在实施家庭承包责任制时，将草场分为夏季和冬季草场承包给牧户。通过夏季草场和冬季草场之间的轮牧来延续游牧的原理，保持着草场的最高利用效率。

牧户以饲养羊和牛为主，仍有较多牧户因喜欢马而饲养着一定规模的马匹。牧户把承包到的草场进行围栏，定居在冬季草场，夏季7月至10月期间在夏季草场上放牧。定居放牧的唯一好处是能够节省劳动力。春季接羔剪羊毛，夏季拉水给牲畜喂水，秋季割草拉草，冬季给牲畜喂料喂水是牧民一年的主要劳动。上世纪，上述劳动多为邻里间互助协作完成。当前，因务工机会的增加使互助协作的机会成本提高，主要在家庭劳动基础上雇佣临时劳动力来完成。

二、合作社发展路径的探索：两个牧民合作社

本项目组于2021年10月17日通过线上邀请了东乌旗A合作社和西乌旗B合作社的各一名核心社员进行了访谈。

合作社A成立于2017年，其前身是牧民协会。牧民协会成立于2016年。自2013年开始羊肉进口增加及国内肉羊育肥规模扩大的影响下，羊肉价格开始走低，导致牧民收入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东、西乌旗1700余户牧民自发组织协会，试图通过统一销售牛羊肉来提高市场价格。2017年以东乌旗的100余户牧民为社员注册登记了现在的合作社。主要业务是统一销售牛羊肉，利用规模优势提高市场上的谈判能力，并利用社员的入股股金进行投资业务，寻求收入增加。合作社出面跟当地冷库签订协议，冷库以每千克比市场价格高0.2元的价格收购社员的羊肉，当销售羊肉达到2万只羊的规模时给合作社一定比例的回扣。合作社A利用向冷库销售羊肉后得到的回扣以及社员股金买下了价值500万元的商品楼进行不动产投资。该合作社又了解到当地和蒙古国过冬用干草价格的差距后，利用合作社的流动资金购置部分打草设备后到蒙古国打草，后因干草无法过境运输而亏损。当地政府曾经为合作社A购置过牲畜防疫用的设备（架子），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补贴政策。合作社对核心社员没有明确的激励措施，普通社员入社以来也没有得到明显的好处。被采访的核心社员并未参与投票不动产投资的决策过程，明确表示不认同这一行为。该核心社员认为，合作社必须基于牧民的实际需求开展业务，不能急于盈利，保证牧民收益提高的前提下增加合作社的收益。

合作社B注册于2017年，因牲畜价格下跌、草场退化及劳动力不足等原因，由6户牧民组织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13户社员。主营业务为整合资源（草场、牲畜等）、统一售卖牲畜及购买草料。合作社13户社员中4户整合草场，5户整合牲畜进行共同放牧，草场植被有所改善。合作社A也从事奶食品加工，将奶食品卖到旗所在镇。2020年，合作社毛收入为180万，分红20%，合作社提取净利润的15%作为公基金。合作社成立之初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补贴以先建后补的方式发放，补贴主要在土地治理及生产设备方面。合作社以固定收入+分红的方式激励核心社员。合作社理事会的5名成员是该合作社的核心社员，核心社员平均每日为合作社工作1至2小时，作为其劳动投入的报酬，合作社提供每人每月1000元的固定工资。此激励制度被合作社普通社员及核心社员共同认可。据接受访谈的核心社员认为，合作社在节约劳动力及生态保护方面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他认为合作社应该注重牧民生活质量的改善而非赢利，这也代表了该合作社的经营理念。同时，该合作社计划开展休闲旅游项目，但因疫情原因还没有得到落实。

三、委托人缺位与激励扭曲

在上述案例中，两个合作社核心社员的激励制度并不相同，从而影响了各自的决策过程、业务内容、盈余分配以及社员的参与率。下面通过两个合作社的案例来分析委托人缺位对核心社员的激励从而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

案例一：合作社A

合作社A规模较大成员众多，难以保证所有社员能够参与到合作社决策过程，因此导致核心社员成为委托人缺位下的代理人。该合作社对其核心社员并没有安排明确的激励制度，但他们在决策过程和入股比例上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从开展的业务来看，合作社更倾向于把盈利留在合作社而不是按惠顾额返还盈余。普通社员并没有参加500万购置不动产的投资决策，说明该合作社并未遵守民主管理或“一人一票”的合作社原则。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输出设备和劳动力从蒙古国运回干草，显然是一种少数核心社员做出的非理性决策。

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如果委托人和代理人处于不平等地位，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激励和约束将不能相互制衡。在能人领办型合作社中，“能人”就是合作社核心社员，“能人”具有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双重身份，而其“才能”的发挥和回报则主要体现在“代理人”身份。作为“委托人”，合作社核心社员更倾向于把针对“代理人”（自己）的激励和约束制度设计的“模糊一些”，以求将来获得更多的个人好处和更少的约束。合作社A针对核心社员所选择的激励制度就是模糊的、同时投资失败后也无需承担责任。

案例二：合作社B

合作社B规模较小，便于社员充分参与到合作社的业务和管理活动中。该合作社没有将盈利作为其首要任务，合作社开展业务的目的很明确，提高社员的收益、节约劳动力和保护生态环境。因此，虽然合作社分红不多，但合作社普通社员的参与率及认可度都很高。合作社理事会的5名成员为核心社员，即代理人。给每位理事提供每月固定1000元的工资，主要以所投入劳动的机会成本为依据，针对其为合作社付出的时间及精力所给予的报酬。对于此标准，核心社员作为代理人、普通社员作为委托人都是满意的。

设计出合理的激励制度，前提是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地位要平等。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平等地位，能够有效避免“隐形激励”或“过度激励”。合作社能够按照合作社原则--“一人一票制”、“民主管理”、“按惠顾额返还盈余”开展业务并发展。该合作社虽然规模较小，坚守着合作社原则，保证了社员的参与率，可以说是一个较为规范的合作社。

结论

根据文献研究及上述案例分析不难看出，能人领办型合作社的核心成员往往具有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双重身份。这种双重身份，在制定合作社相关激励和约束制度时，就会导致激励扭曲和约束模糊的情况。一般会有两种结果：一是核心社员会选择“不规范”治理，通过隐形激励来谋取代理人最大利益，最终使合作社变成普通社员不参与的“空壳社”；二是选择提成或股权分红的过度激励，使合作社背离合作社原则，逐渐变成企业，成为“假合作社”。

我国合作社虽然发展迅速，规模庞大，但仍然存在着诸如“空壳社”，“假合作社”问题。本文认为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委托人缺位及从而产生的“激励扭曲”是主要原因。案例分析中的两个合作社选择了不同的激励机制，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其中一个背离合作社原则变成企业性质的组织，其中一个变成追求生活质量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一个规范合作社。基于以上结论，政府应该考虑如何创造合作社委托人与代理人地位平等的法律和舆论环境，并设计出一个针对核心社员的激励制度模板，供现有合作社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陈永章等.激励约束视域下农民合作社转型发展路径.华侨大学学报，2021（3）。2. 罗玉峰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参与：自选择还是被参与.农业现代化研究，2017（1）。

3. 潘劲.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据背后的解读.中国农村观察，2011（6）。

4. 邓衡山、王文烂.合作社的本质规定与现实检视—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农民合作社？.中国农村经济，2014（7）。

5. 杨灿君.“能人治社”中的关系治理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6（2）。

6. 张雄等.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研究综述.合作经济与科技，2021。

7. 胡平波. 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农民合作行为激励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13（10）。

8. Rpyer,J.S,Co-operative Organizational Strategies: a Neo-ir-stitufional Digest [J], Journal of Co-operatives,1999.01(14).

作者：

李怡诺 济南外国语学校

赵天棋 南京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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