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还有20天，2021年就要跟我们说再见了，它同时也在提醒我们，人类与新冠病毒的拉锯战已经两年了，新冠病毒让人讨厌的不仅仅是它自身，还有它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本周一，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受新冠疫情影响，去年全球疟疾的诊出率下降了4.3%，撒哈拉以南非洲疟疾死亡人数增加了13%。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如果不加快行动，这种疾病很快会在全球许多地方卷土重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今年的6月30号，世卫组织才刚刚认证，中国已经正式消除了疟疾，从最高峰时候的3000万人患病，到现在本土是零报告，我们是如何消除了疟疾？在抗击新冠病毒的此时此刻，中国消除疟疾，又提供了哪些经验？《新闻周刊》本周视点关注：在中国被消除的传染病。

云南蚊类志，志在无“疟”

云南省寄生虫防治所蚊虫专家 董学书：画蚊子它不是画图画，也不是写生、美术，就是照着蚊子的样子画。有哪些构造、有哪些部位、重要的特点在什么地方？画出来以后人家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这种蚊子，每一种蚊子之间区别很小，一般用照相是照不出来的。

提起画蚊子，86岁的董学书总有说不完的话。他是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的退休专家。从23岁开始，就一直与疟疾的主要传播媒介——蚊子“打交道”。

云南省寄生虫防治所蚊虫专家 董学书：我是1953年贵阳医学院传染病昆虫专业毕业的，毕业以后，我就分在云南省防疫站。那个时候因为边疆的疟疾流行非常严重，到西双版纳的勐海县，好多房子都荒芜了。所谓的青年人、壮年人很少有超过一米六的，都是一米五、一米四。疟疾发热以后，尤其是我们叫作血液病的，脾脏就肿大，小孩子肚子都很大的。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我国约4.5亿人口中，3.5亿以上受到疟疾威胁，每年有30多万人因疟疾死亡。全国除青藏高原外，几乎全都流行过疟疾。这种病由于发病时病人会高烧、发冷，全身打战，因此又被称作“打摆子”。疟疾由“疟原虫”寄生引起，蚊子在吸取疟疾病人血液时，会感染疟原虫，它再次吸血时，就会把疟原虫注射给另一个人。当时国内医学界只知道疟疾是由按蚊传播，而湿热的云南却滋生着300多种蚊子。揪出哪一个是罪魁祸首，是董学书和伙伴们最迫切的任务。

云南省寄生虫防治所蚊虫专家 董学书：那个时候的设备很简单，抓成蚊。有一种吸蚊管，就把它吸进来，麻醉以后，就开始把它解剖。从蚊子脖子里面把唾液腺拿出来，然后在显微镜下看看有没有疟原虫。假如有了就证明这个蚊子就是传播疟疾的，按蚊，光勐海也有几十种，都拿来解剖了。大概将近一个半月，就发现了我们现在说的微小按蚊。

当时，与董学书一起工作的只有五六个同事。确定微小按蚊是传染媒介后，他们开始寻找、排查微小按蚊生长的水池，发动村民撒药，杀死它的幼虫。村民居住的竹楼，牲畜的棚舍也都喷洒了专门的杀虫剂。他们还要劝说没有患病的村民，服用针对的预防药物。两年多以后，勐海的疟疾逐渐控制了下来。

云南省寄生虫防治所蚊虫专家 董学书：疟疾流行的地方大家都要吃药。白天老百姓要上山去采茶，他们不会在家，所以我们的工作要在晚上开展，你不住在那个寨子里是搞不成工作的。我们下乡，就是扁担一头挑点自己简单的行李，换洗的衣服，另一头挑一个显微镜，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交通工具。

勐海县工作十年后，1967年，国家启动了“523项目”，在70年代发现了青蒿素，成为当今最有效的抗疟药物核心化合物。同时，全国多地也在推广悬挂浸过药物的蚊帐，作为控制疟疾的主要措施，发病率开始大幅降低。2010年以来，逐步确立了“137”策略：即发现病例1天之内上报；3天内完成调查；7天内采取灭蚊等措施，确保疫情不蔓延。在连续4年没有出现本土病例之后，今年6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认为，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及时有效的疟疾监测体系，能够控制疟疾再次传播，颁发了无疟疾认证。

云南省寄生虫防治所蚊虫专家 董学书：听到以后，我们好几个人心情非常激动，流下了眼泪。我23岁时就来了，现在疟疾消除了，我86岁了。我现在工作的一个部分就是教学，另一部分是对一些资料进行整理。《云南蚊类志》上下卷有3000多幅图，我画了5年多的时间才画完，掌握蚊虫的一些基本知识，对以后的疾病控制是比较重要的。

白岩松：提到外防输入，大家马上会想到北到满洲里，南到瑞丽的防疫挑战。其实，即便中国已经认证消除了疟疾，也依然需要外防输入，毕竟在2011到2019年期间，缅甸每年就有近5000名疟疾病例输入中国，一度是中国境外输入疟疾病例的最大来源国。传染病就是这样，光我们自己消除了它不行，还要帮助别人也消除疟疾，才能真的治本。其实，围绕这一点，30年前就有人开始行动了。

防止边境输入，他选择经验输出

周一2例、周三1例、周四5例，本周，云南瑞丽等边境地区的新冠本土病例仍时有出现。自从去年9月，瑞丽首次因疫情启动全员核酸检测以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这座边境线长达160多公里的城市，一直面临着疫情境外输入的风险。三面与缅甸山水相连、村寨相望，在跨境人员往来频繁的当地，任何传染性疾病都有可能在不经意间冲破国境的防线，疟疾防控，就曾是边境防控的一大挑战。

健康扶贫行动云南代表处首席代表 张军：我们疟疾防控行业有一句话，叫中国疟疾看云南，云南疟疾看边境，边境疟疾看缅北。那到了疟疾消除阶段，其实是很困难的，就是输入性疟疾的压力，蚊子它不分国界，带着这样的病菌、寄生虫马上就过来了。从全球卫生这个角度来讲，其实疾病真的是没有国界的。

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1985年进入原卫生部工作，张军见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水平的提升，也因工作契机了解到，彼时，邻国缅甸的疟疾防控形势严峻。30年前，张军辞去“铁饭碗”，正式以公益人的身份，进入医疗卫生水平落后的缅甸北部地区，组建团队帮助当地人抗击疟疾。

健康扶贫行动云南代表处首席代表 张军：到了缅北，当时我走了好几个月，去访问当地老百姓的健康状况和死亡因素，疟疾是第一位的因素和元凶，十个当中有五六个是死于疟疾，而且大部分是在五岁前死掉了。像当地的克钦族语言里，都没有疟疾这个单词，老百姓认为洗完澡上来以后一受凉，开始打摆子，并不知道疾病是蚊子传染的。你得从这个根上跟他讲，这跟水和洗澡没关系，我们需要防蚊子。

面对疟疾这一困扰当地人已久的疾病，缅北地区的疾控能力并不足。为了改变当地现状，张军的团队只能白手起家，从灭蚊、发放蚊帐、建立最基础的公共卫生系统开始。

健康扶贫行动云南代表处首席代表 张军：我们做的蚊帐是药浸蚊帐，纺织的纤维当中是有药的。所以蚊子一旦粘到蚊帐上自动就晕倒了。其实在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教训，传统蚊帐就是五个面，一个口，后来我们发现它的尺寸不行，需要扩大。很多妈妈要带孩子睡觉，如果完全是单人的蚊帐，那孩子脚下一蹬，蚊帐有开口，蚊子就进去了。这些细微的东西如果不在社区里头做是不了解的。

透过来自中国的物资和技术支持，张军得以将疟疾防控经验传授当地，并以疟疾切入，为当地的公共卫生系统完善贡献了力量。新冠疫情暴发后，虽然张军和团队成员分隔在云南昆明和缅甸一线，但当地来之不易的公共卫生系统，也为抗击新冠疫情带来了帮助。

健康扶贫行动云南代表处首席代表 张军：传染病控制过程当中，其实是有连带关系的。缅甸2011年的时候疟疾每年发病率将近40多万，但是到了2019年的时候，就四万。其实这十年跨度相当大，控制得非常好，大背景在于国际提供了很多援助，它有资金，针对单项疾病去做。

去年6月，曾被称为“瘴疫之区”的云南，因连续4年无本土感染疟疾病例，实现了消除疟疾的目标。作为中国较晚消除疟疾的省份，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三个疟疾流行国接壤，漫长的边境线上人员交流频繁，加大了当地防控疟疾境外输入的难度，此时，帮助缅北地区开展防疟工作，就更具现实意义。

健康扶贫行动云南代表处首席代表 张军：云南2020年消除疟疾之后，输入型疟疾压力非常大。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这次消除疟疾提出了建议，其中一个建议就是让中国政府对东南亚国家，特别是缅甸提供持续帮助。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我们消除疟疾的成果。

白岩松：虽然中国已经被世卫组织认证消除了疟疾，但是这个世界依然要面临疟疾的危害。今年世卫组织《世界疟疾报告》当中的一句话，让人很难过：每一分钟就有一名儿童死于疟疾，而新冠肺炎又让它雪上加霜。世卫组织的驻华代表也曾经发文章提醒：像中国这样已经获得无疟疾状态认证的国家也应该保持警惕，以防疟疾卷土重来，这就意味着，你不仅要帮邻居，还要把视线投向远方。

把抗疟经验，带到非洲去

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 周晓农：在非洲去调研的时候，有一次我在飞机上就问一个小伙子，疟疾的情况怎么样？他说同农村的老百姓早上还在开会，下午这个人就不来了。一问就是疟疾病例，当时我们认为其中只有20%的发病率，实际我们查下来达到了30%甚至40%的发病率，这个是相当高的。

国内疟疾消除了，周晓农依然不敢懈怠。2009年起，输入性疟疾病例逐渐成为国内防疟主要压力，10年后，输入性病例中，非洲占比高达91.1%。周晓农要求所里一半的年轻科研人员，都要去非洲参与抗疟，欺贫怕富的疟疾，让那里的人感染，就像感冒发烧一样平常。

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 周晓农：中国已经通过了消除疟疾认证，我们很多的同事，可能就会转移到其他地方去，这样就会影响到我们真正要防止输入再传播的能力。世界卫生组织希望中国把现有的这些专家，及时转移到非洲去。

保证疟疾防控经费不少、队伍不撤、力度不减，避免本土疟疾死灰复燃，还要把防控经验输送到非洲。2015年，在世卫组织建议下，周晓农团队筹办全球卫生中心，中国对非援助从硬件输出转型成包括防控理念、能力建设等软件在内的综合援助。然而中国经验到了非洲，遭遇水土不服。

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 周晓农：难度要比中国大得多，“137”的工作规范，我们中国发现病例在1天内要上报给防治系统、信息系统，他们没有这样的信息系统，而且要上报的话，可能也要耗费三个月甚至半年。

医生极度紧缺、交通不便，现代社会的运行体系在这里几乎完全失灵，对每个病例进行逐个跟踪调查就很不现实，因此，这个被写入世卫组织技术文件，并被推广到全球的“137”策略中，“3日内完成个案调查与核实”这一步只能省略。基于社区综合防控的中国经验要落实到户，需要摸索出因地制宜的版本，但1和7不能再丢，就要着重发展当地人自身的力量。

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 周晓农：我们雇用了当地的卫生志愿者，也就相当于我们当初的赤脚医生，每天在村里面社区里面进行巡视，一旦发现有发热病人，就及时诊断、治疗，而且这些信息也是在1天内，能够及时汇总。同时我们在7天内，如果发现有疟疾高发的地区，那就对这些村庄进行加强型治疗。

世卫组织将“137”，发展成“检测，治疗，跟踪”三步法，两相结合外加药物治疗的模式，让坦桑尼亚疟疾发病率降低了80%。事实上，周晓农团队的援非探索项目一期，由英国国际发展署资助，而盖茨基金会开始支持二期，进一步验证中国经验的适用性。中国发挥自身技术优势，与国际资金相互配合，从援非双边合作，朝着多边合作发展。

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 周晓农：我们不但得到了经费支撑，同时我们也学到了项目管理。公益性组织能够及时发现，哪些地方真正需要用钱，除了开展防治工作以外，公益性组织还积极来进行评估、总结经验，所以公益性组织就比较灵活，有利于今后中国在非洲的合作中更好将经验推广到其他国家。

世卫组织正牵头将该模式推广至赞比亚等四个国家，这也在周晓农团队的计划之中，即通过试点，让非洲同行认可中国经验，逐渐拓展至几个国家，最终在非洲形成一个疫情发生就能产生效力的网络，而这需要更多援非的星星之火。

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 周晓农：我们也希望今后在疟疾的援非过程当中，也可以借用一个省来支持一个国家的模式，这样的话有利于资源组配、人员安排以及政策落实。

面对未来，周晓农不无担忧地讲道，资金援助下降、东南亚疟疾耐药性、非洲人口增长与流动等因素，都在左右全球抗疟成效。专家呼吁，在一个国家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其他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的当下，加强合作与应对，是全球止疟的唯一出路。

白岩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句话在面对疫情的当下，更容易让人理解和支持，但现实也总有很多反向的力量，让团结与合作成为一种奢望，于是，病毒就拥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前不久，中非合作论坛发布行动计划，中国将继续支持全球疟疾控制和清除目标，肩负大国责任！但愿人类能真的思考明白命运共同体这几个字的含义，让中国消除疟疾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上完整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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