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瞳工作室出品

科技日报记者 张佳星 策划 刘莉

成果出价多少？“创新红利”敢不敢发？出了问题谁兜着？这些问题在有的地方仍使得科技成果转化难以落地，有的高校受困于细则制定的专业性踌躇不前，有的高校干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先观望起来。

“知识变成钱”如何才能不是知识分子的奢望，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实践值得借鉴。

当年1个亿的“小目标”，让不少人唏嘘：0都数不清了，更别提赚到。

今年1个亿的“小目标”，愣是被捐掉了！还是被一名普通的教授。

当我们回望2021年，就不得不提一位名叫刘进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他将成果转化的个人所得1亿元捐出，用于培养更多合格的住院医。

年末岁尾，科技日报记者跟踪采访了刘进和他的同事们，复盘“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赚到并捐出1个亿”的全过程，划出“知识真能变成钱”的重点。

“我想把所有医生护士从麻将桌上‘拽’下来”

成都，因慵懒的调调闻名于世。

宽窄的巷子、温润的气候、大小的茶房、打湿的石板路、就地取材的竹椅……孕育出一种独特的文化——成都麻将文化。哪里都能听到的“哗哩哗啦”声，更成就了成都的慵懒。

“你们都知道的，以前成都打麻将是有点儿凶的。”刘进说。

凶到什么程度？医院里的麻醉科曾被戏称为“麻将科”。麻将牌的撞击声似乎有种“时间黑洞”的魔力，牌桌一坐，乾坤往复。医生自然也不能免俗。

刘进从事的麻醉领域，在手术中非常重要，压力大、风险高。麻醉医师不是打一针让患者“睡觉”那样简单，还要算命般地让麻药在手术全程“做好配合”，整个手术中虽然不在台前“舞刀弄剪”，但必须时刻在线，紧密关注患者心跳、呼吸等指标，调整麻醉剂用量。高强度的工作之余，医生护士们免不了“搓搓麻”，缓解工作压力。

二十几年前的场景仍历历在目，那时候很少人想得到，离开麻将桌能做些什么。搞科研对于那时的医生有些陌生：那应该是医学院教授们做的事，又苦又没回报。即便是在国内排名数一数二的华西医院，也还没有打通临床、科研间的“三八线”。

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刘进先一步意识到，搞研究和搞临床不能“井水不犯河水”！

“我们国家需要很多新的产品，来为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刘进说。好的产品需要研究者研究出来，而好的服务需要医生去发现、去实施。

而医生护士们则可以“两者一肩挑”。刘进觉得，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合适的人选了。刘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我想把医生护士从麻将桌上‘拽’下来，把他们富裕的业余时间拿来做科学研究、做转化研究。”

可是，用啥“拽”？作为主任，刘进从来没有想过用行政职权通过部门规章的方式禁止业余时间从事麻将活动。

吸引，刘进用了这个简洁的词，通过转化医学研究、通过给研究者带来适当、合理的报酬和收入。刘进相信一旦自己能够将转化医学研究做成“范式”，将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远远大过麻将桌的吸引力。

2003年，一笔可观的收入在华西医院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那是刘进团队研究新药实现的第一次转化收入。刘进回忆：“我的专利卖给一个工厂，卖了200万元，2003年那会儿200万元还是比较多的。”

搞研究有“肯豁出命”的劲头，企业才肯买单

200万元一个科研成果，想卖就能卖出去了吗？

当然很难。

从市场行为角度来讲，科研成果和其他产品的买卖有相似性。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孙福全在其对产学研结合研究的论文中说：产学研结合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市场行为，大量的产学研结合从自身发展要求出发，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自主地选择合作伙伴，协商签订合作协议，开展合作并分配合作成果。

“问题是，双方在合作中往往会遇到不少分歧。”孙福全表示，创新能力不强的企业，对高校科研成果抱的希望太大，希望直接“交钥匙”，而高校科技成果很多还不够成熟，需要进一步开发。

这对矛盾根深蒂固，在“知识变成钱”过程中不知拦住了多少团队。

双赢，刘进用了另一个简洁的词化解了这个矛盾。“我们和企业合作的态度是双赢。”刘进换位思考，“企业一旦跟我们签约，就要给我们很多钱，如果搞失败了是血本无归。所以他们一定会确认新药是不是有效，而我们一定要证明它是有效的。”

2020年6月14日，刘进团队“超长效局麻药”专利签下2.5亿元超高金额合同。这项新药成果，刘进团队前后进行了十余年的研究。就在转化协议签订的头一个星期里，团队成员仍在完善新药落地的试验数据。由于仍是临床试验前阶段，他们只能用自己做实验。遵循严格的临床试验流程，团队成员将自己“入组”，注射局麻药物后，进行严格的指标采集、数据分析等工作，进一步证明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从明代的李时珍到现代的顾方舟，以身试药的奉献精神多次出现在科研工作者的事迹中。在与市场经济的碰撞中，科研工作者骨子里“肯豁出命”的劲头、锲而不舍求真相的精神非但没有被稀释，反而“好钢用在刀刃上”，用在了让好产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上。

超长局麻药靶向精准、副作用小，更给力的是“打一针管三天”，对于术后疼痛难忍的每年240万名手术患者来说，非常好用。企业自然明白：好的产品，市场需求明确，一旦上市将能产生巨大的价值。

买成果配服务，不做“一锤子”买卖

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上市？新药研发的上市之路“九死一生”、历程漫长，一、二、三期临床动辄十数年，投资数十亿。谁敢打包票一定能上市呢？

刘进团队的研究实力让他们有底气在签约现场的演讲文稿中展示出这样一句话：“一期临床意义重大，一般不会在二期、三期失败。”

这是一句戳中企业痛点的话。不论哪种科研成果，投资企业都希望获得“一般不会失败”的许诺，这意味着投资风险大大降低。

事实上，对于包括新药在内的很多产品来说，团队很难做到企业希望的那样直接“交钥匙”（成果直接上市），“一锤子”买断不切实际。

在直接上市和初期产品之间有另一条路——共同研发、合作开发。根据长效局麻药的双方协议，项目合作开发合同的金额为2亿元，并有3%销售收入提成。

与企业合作开发，刘进团队是有备而来的——

在很多人看来，获得专利，拿到可进行技术转移的标的，在技术交易市场上交易，是研究团队进行科技成果研发的目标。

刘进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不是以突破专利为导向的，而是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的。”

以临床需求为导向，有什么不同？

对于新药上市而言，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过程中，药物非临床安全评价（GLP）与临床评价（GCP）都是新药研发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只有专业的体系能力建设，才能够支撑自己的专利成果走完转化全程，满足“临床需求”。

因此，除了申请发明专利，刘进领导的麻醉新药研究与开发团队还不断加强科研成果合作开发的能力建设。在临床研究方面，刘进领导的麻醉新药研究与开发团队，承担了我国80%以上麻醉新药的一到三期临床研究。

与企业合作开发，整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也是有备而来的——

资料显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建立上下游结合的完整“技术链”，例如接轨国际、获得美国FDA等多个国际机构认可的国家新药安全性评价机构；承担所有临床实验项目均一次性通过相关部门评审的国家药物临床实验机构……

对于企业来说，与刘进签订协议同时意味着，后续新药上市路上的临床试验、数据分析等工作将在与国际接轨的国家平台上完成。用句大白话来概括：买成果、配服务，而且是具有国际认可资质的专业化服务。

事实也证明，“一般不会在二期、三期失败”的说法绝非空谈。2021年5月24日，刘进团队转化成果“注射用磷丙泊酚二钠”获批上市，成为我国1.1类新药。

超过100万的成果转化，由这个委员会审议论证

让知识变成钱，将科技成果转化到百万元、甚至超亿元，这在刘进所在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并不罕见。

2018年初，顶级医学机构美国梅奥医学中心提出希望获得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肝”相关的两项专利技术，经过与美国专家的艰苦谈判，最终以500万元和20%净收入提成的方式实现了转让。

从2008年到2018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四川大学综合性新药研究开发技术大平台的50多个创新品种更是吸引了企业的16亿元投资，并落地组建多家公司推动进一步开发。

如此大的金额，如何论证、评估、认定呢？

2018年8月的最后一天，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成果转化部部长袁淑兰走进熟悉的会议室。即将召开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成果转化工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要讨论的多项成果涉及的转化合同金额超过10个亿。

那时，距离2015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落地已有3年，但大部分高校的实施细则还没有推出。

成果出价多少？“创新红利”敢不敢发？出了问题谁兜着？这些问题使得科技成果转化有些“剃头挑子一头热”，政府的激励政策连连推出，有的高校受困于细则制定的专业性踌躇不前，有的高校干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先观望起来。真正动起来的不多，金额超过10个亿的转化合同更少。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专利法》《国有资产法》《公司法》《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一个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涉及到的法条林林总总，如何做到处理得当、衔接适度？

这对于一个单位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挑战。在华西医院，与成果转化相关联的办法、规定等制度文件约有10部。其中，《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九条激励政策（试行）》（“华西九条”）和《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施方案（试行）》（“华西三十六条”） 作为纲领性文件分别明确了政策与具体措施。基于对不同法条的深刻理解，华西医院的制度文件极力做到细化、可执行、程序化。在转化办理流程需要提交的文件、收益进入什么账户如何分配、成果转化工作委员会的召开程序等一一作出清晰的规定。细则规定，对于投资金额超过100万元的成果，启动成果转化工作委员会，负责审议、论证、评估、认定的工作。前面提到的委员会会议上要讨论的不同议题正是按照清晰的流程做好了前期的准备工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制度“矩阵”做到了制度健全、流程完善、公开透明、高效决策，让科技成果转化有章可循。在出台系列文件的同时，还同步推进机构调整等系列举措，激发全院创新动力。

回过头来看，制度“矩阵”的建立费时费力，担着风险，在具体制定时，制度建立部门与成果获益者并非同一批人，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制度“矩阵”的动力何来呢？

在促进产学研结合的关键问题中，孙福全强调应落实现有政策，其有效手段之一正是“调整和完善政府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分类评价考核政策，引导其建立鼓励成果转化和产学研合作的内部评价考核体系”。

换句话说，政府之手要跟上。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中明确指出，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的主管部门以及财政、科技等相关部门，在对单位进行绩效考评时应当将科技成果转化的情况作为评价指标之一。在此基础上，《关于加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的意见》2019年发布，其中将“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科研成果转化金额”纳入考核指标。意见发挥了评价考核“指挥棒”的作用，敦促科研机构的转化细则出台。

麻将桌撤了，麻醉科论文数居全球第三

那些曾经围坐在麻将桌前的医生护士们，现在如何了？

据介绍，在华西医院研发团队获得的专利费以横向资金管理，每个团队有一张科研经费卡，成果转化收益发放到科研经费卡，可以用于下一步研发的投入，也可以作为绩效奖励发给团队个人。

对于转化收入，刘进明确表示除了捐款用于设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发展基金外，主要用于三方面的工作。“做了转化研究的收入，我们一般用于三个方面，第一部分用于奖励确实花费了时间花费了精力的研究人员，作为他们的工资、收入；第二部分就是做今后研究的基金，发展基金。下一个研究有想法了，但是还没有钱，前面转化的钱就可以拿出一部分作为后面研究的启动基金。第三部分就是用这个钱来雇更多的人，聘用更多的助手、实验研究员。”

不难想象，在不断的资金注入、不断的创新研发中，麻将桌再也没有了立足之地。

刘进捐出1亿元的新闻报道之后，有大数据团队对华西医院麻醉科发表的论文做了统计，全球麻醉科不到一年时间最新发表的1万篇论文中，华西医院麻醉科的发表数量位居全球第三。

“我的团队里有很多研究人员是不赚钱的。”刘进特别提到了基础研究者和临床研究者，做转化研究赚的钱，必须要反哺到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中，让他们能够潜心做科研，“他们虽然只花钱，不赚钱，但是非常重要。”

刘进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给出了一组数据：团队第一个专利的合同金额是200万元，第二个1000万元，第三个2000万元，第四个4500万元，第五个1000万元，第六个2.5亿元、第七个5亿元……

“每个后面的项目能够继续下去，主要的资金来源就是前面专利收入的结余。”刘进把这种可持续的创新比作“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知识变成钱一旦可持续，1亿元将只是第一个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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