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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拥有着独特的生态系统，养育着4300多种水生生物，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但因为人类活动的长期影响，长江的水生生物资源衰退，一度达到“长江无鱼”的境况；中华鲟、长江江豚、长江鲟等珍稀濒危物种的自然栖息生境遭到破坏，白鲟被宣布功能性灭绝。

为了遏制长江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从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启了长达10年的禁渔期。那么一年快过去了，长江的禁渔效果怎么样了呢？

这些画面是今年以来，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在长江湖北段记录到的：在宜昌江段，市民记录到江豚跃出江面的场景；这是摄影爱好者拍摄到的江豚与水鸟同游的场景；在石首江段，麋鹿集体恣意奔腾的画面让人震撼。

张辉是中国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每年11月到次年2月份，他们都会检测长江中鱼类和中华鲟的踪迹，从今年的监测数据里可以看出，长江鱼类资源得到恢复。

中国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 张辉：现在鱼比较多了，信号都很多了。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 王丁：对恢复整个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完整性和丰富度，应该说都有极大的帮助。

20世纪50年代，长江渔业资源年均捕捞量达到45万吨。近年来，年均捕捞量不足10万吨。根据农业农村部提供的数据，2017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调查，综合文献记载及调查结果，长江历史分布有鱼类400多种，隶属18目36科，但目前超过100种鱼类已经难以采集到。白鱀豚、白鲟已经功能性灭绝，中华鲟从2017年起已经连续4年没有自然繁殖，长江江豚仅余1012头。

2017年，长江上游一级支流赤水河率先实施全面禁捕，目前，可以采集到的特有鱼类种类数由禁捕前的32种上升至37种。

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赵依民：十年禁渔是禁捕的一个基本需要，也是生物多样性修复的一个时间表，禁捕不是目的，我们目的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其实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多层面的工作，有基因、有物种、有群落、有生态。一个健康完整的生态系统得到系统的修复才是我们的根本目标。

中华鲟种群何日回归？

中华鲟是长江的旗舰物种之一，为拯救和保护中华鲟，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编制了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开展了推动保护区等级提升、推进人工繁育、实施增殖放流、动员社会力量等系列保护行动。但中华鲟保护形势十分严峻，中华鲟种群回归长江之路依然漫长。

总台记者 金珠：2021年中华鲟产卵场调查活动在11月上旬启动了，长江水产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从2017年到2020年，他们并没有监测到中华鲟有产卵的行为。那么今年会不会有令人欣喜的变化呢？我们跟着长江水产研究所的科考船，一起来到了中华鲟的产卵场地，也就是葛洲坝的附近，来看一下这里的情况。

宜昌长江段中华鲟自然保护区一共60公里，几天搜寻下来，科研人员只发现了十几个中华鲟的信号。

农业农村部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 危起伟：今年的信号正在搜，比去年有可能多一点，但是也不是非常多。所以说中华鲟产不产卵还很不好说，如果中华鲟不自然产卵了，就没有自然种群了。

根据科研人员的监测，中华鲟自2013年开始出现自然繁殖中断，曾经的过度捕捞、航运、产卵场地的变化，都是导致中华鲟自然种群逐年减少的原因。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中华鲟自然种群濒临灭绝。

农业农村部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 危起伟：迫切的就是要使它自然种群能够增长起来，最大限度地进行人工增殖放流。我们理论上的推算，是要（每年）放300万尾才能够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末、2000年初的水平。

今年4月，长江宜昌段放流了10000尾中华鲟；3月到10月，长江荆州段分3次放流了3万多尾中华鲟。根据农业农村部提供的数据，到目前为止，已累计放流中华鲟700多万尾，但距离恢复中华鲟种群的目标数字还相距甚远。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荆州太湖试验场是全国最大的中华鲟人工保种基地，一共有800多尾中华鲟子一代，繁殖出来的中华鲟子二代有十多万尾。但由于硬件设置和养殖工具的逐渐老化，以及资金、过高的养殖密度等多方面原因，限制了中华鲟的繁育。

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赵依民：投入跟不上，养得越多越困难。目前对中华鲟来说，还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有效的、持续的资金支持，也得有一个制度安排。

江豚的家园安全了吗？

江豚素有长江“最美的微笑”之称，这个憨态可掬的水生动物，在今年正式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近些年，通过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等多种措施，我们看到了更多江豚活跃在长江水域。然而，一些保护区水质下降、非法捕捞等现象依然存在，江豚的家园并不安全。

2006年，农业农村部组织专家对整个长江江豚的可能分布范围进行了一次全面考察。当时得出的种群数量估计是1800头，跟1990年初估计结果相比，下降了一半以上。为保护长江江豚，从2016年底开始，国家先后推动建立了8处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5个迁地保护群体和3个全人工饲养群体，迁地群体总量超过150头。

湖北天鹅洲豚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是其中一个，保护区范围包括长江石首89公里江段和21公里天鹅洲故道。

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巡护管理科 陶乐：我们所做的工作第一个是实行江豚的长江就地保护。在石首江段，我们首先是对过往的船只，对一些工程建设会进行一些干预，要求他们对这个江豚产生的影响要最小化。通过就地保护的成效来看，在石首长江段每年可以发现20头左右的江豚进行活动。

在就地保护的同时，保护区同中科院水生所共同组织，将3雌2雄共5头江豚迁入长江天鹅洲故道，开始试行迁地保护。到2021年4月底，天鹅洲故道迁入和繁育的江豚数量已经达到101头。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王丁：天鹅洲本身过去就是长江一部分，所以它的自然环境跟长江非常接近，后来也发现江豚在里面生长生活得非常好，不仅仅能够存活，而且能够成功地繁殖。至少把这个物种，把这个种群保护住。

根据农业农村部在2012年和2017年的长江豚类科考得出的数字，江豚种群数量在1012头左右，五年间的数量基本相当，江豚连年锐减的趋势得到了遏制。但是极度濒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在2021版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里，长江江豚的保护级别已经从二级调为一级。同时，一些江豚保护区也面临着水质污染的威胁。

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巡护管理科 陶乐：天鹅洲故道之前是长江的主干流，在1999年的时候建设了一道大堤，把天鹅洲故道和长江形成了一道阻隔，所以说现在和长江的通江关系不是特别顺畅。但是（故道）周围的一些面源污染，一些生活排放，它会涌入到我们天鹅洲保护区的水域来，会对水质形成一定的破坏。

长江新螺段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工程师 曾强：要对一些非法的人为活动，包括非法捕捞、非法采砂、非法码头，还有非法排污这些行为我们要进行控制。

目前，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水质的下降给江豚带来的威胁，正在竭尽所能，通过建设污水处理系统、种植水生植物等多种措施保护江豚的生存环境。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王丁：长江江豚是一个顶级生物，也就是说它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它的状况实际上就反映了整个水生生物多样性的状况，也就是说反映了整个长江生态系统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护长江江豚就是保护长江。

谁还在违规垂钓？

2021年是《长江保护法》生效的第一年，各类非法捕捞、非法采砂活动得到遏制。但是，随着渔业资源的恢复，垂钓的人越来越多，相应地，违规垂钓现象也屡禁不止，监管难度增加。

农业农村部2020年3月发布的《关于加强长江流域禁捕执法管理工作的意见》规定：各地要依法划定允许垂钓区域范围，合理控制垂钓总体规模，严格限定钓具、钓法、钓饵。钓具数量原则上一人最多允许使用一杆、一钩。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违规垂钓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

2021年11月14日晚上，宜昌渔政监察支队在江边巡查过程中发现的违规垂钓现象。

除了这可怕的翻板钩之外，还有一些手法更为隐蔽，也更为危险。

据了解，由于长江禁渔带来的渔业资源恢复，垂钓的人越来越多。

宜昌渔政监察支队支队长 何广文：根据宜昌市垂钓协会的数据，登记的垂钓爱好者有七千多人，没有到垂钓协会登记的估计有几万人，甚至上十万。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宜昌葛洲坝以下60公里中华鲟保护区，每天动态的垂钓大约在2000多人。

宜昌渔政监察支队副支队长 莫宏源：通过年初和几个科研院所调查来说，像宜昌市长江江段，渔业资源增幅是相当明显的，已经出现了大量的鱼群和鱼汛的情况，我们现在增加的这一部分垂钓人群来说，在2018年和现在比的话，起码翻了三倍以上。这种以鱼货为目的的垂钓，量非常大，一个人一天垂钓量一百斤是很容易的。

莫宏源介绍，在长江禁渔之前，宜昌城区段大约有200条捕捞船，一条船每年大约可以捕2000斤鱼。

宜昌渔政监察支队副支队长 莫宏源：200条船就是200吨。我们不对垂钓有一个规范的话，这个数量永远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现在垂钓的规模并不比原来天然捕鱼的规模小。

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赵依民：近一年多来，反映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存在一个灰色地带，就是垂钓。随着鱼的增多，垂钓的人群也在增加，那么对水域生态的影响，好不容易禁捕获得的成果，就容易被垂钓者拿走。

违规垂钓点多面广，难发现、难管理，再加上没有相应的处罚条款，面对违规垂钓的现象，渔政执法人员只能没收不合规的鱼钩和钓竿，进行口头劝说。

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赵依民：我们现在也在研究，能不能出一些禁得住、管得住、有操作性的一些措施。随着我们禁捕区域现在是网格化管理，又建立了信息化系统，再加上现代技术的App应用，或者地方的垂钓管理办法逐步形成和完善，垂钓应该是规范有序的，能够管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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