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毕斯嘎拉在锡林浩特蒙元文化博物馆识读石碑上的八思巴文

包祥为记者介绍他收藏的云南王藏经碑拓片

《法术考》中八思巴文部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盖瑞.莱德亚德指出谚文中五个辅音字母来自八思巴文

    听说过八思巴文的人本就不多，见过八思巴文实物的人恐怕更少，为此次报道，记者展开了八思巴文遗迹发现之旅，收获颇丰。

    隐没山野中的八思巴文圣旨碑

    听闻北京平谷的太后村曾经有一座大兴隆禅寺，如今寺庙不在了，却完好地保存着北京地区唯一一通元代八思巴文圣旨碑，记者在地图上找到大体位置后便驱车前往。没想到穿过平谷县城一路往北却总是不到太后村，每次问路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还往北。”继续开了约10公里后终于找到了太后村，只见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橙黄色的“小灯笼”挂满树梢，瞬时抹去了秋日的萧瑟。

    村子依山而建，向上爬了几步，记者便碰到了推着老伴晒太阳的张老先生。张先生今年70多岁，是村里的贫困户，但知道的典故可不少，而且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几位亲眼见过大兴隆禅寺的人之一。听闻记者来意，张先生断断续续地讲道：“这个庙原来叫‘藏经庙’，据说藏有从顺义某个寺庙搬来的经卷，我们只管它叫‘大庙’。庙可大了，我小时候还经常在庙里跑着玩呢……传说萧太后就是在我们这儿出生的，是一个姑子的私生女，所以我们这儿叫‘太后村萧家院’……你找的那两块石碑‘文革’的时候推倒了，前几年政府又重新立起来了。”

    顺着张先生指的方向，记者继续向山上攀爬。离岔路口不远处，两通石碑孤零零地矗立在大山之中，尽显沧桑。走近一看，两通石碑连同仅剩的一个龟趺底座一起被圈在栅栏里，栅栏外有一小碑，上书“平谷区文物保护单位大兴隆禅寺碑刻(元代)——平谷区人民政府立，二〇〇二年九月”，再无详细说明。两通石碑一高一低，高的那通一面阴刻汉文，碑额篆书“皇恩特赐圣旨译本”——正是记者要找的圣旨碑！正文为楷书，磨损得很厉害，将近一半碑文无法辨认。仔细阅读后发现是元代白话文，虽然有些拗口，但不难明白意思。绕到石碑另一侧，一整篇八思巴文赫然入目。与碑阴的命运大不相同，除了行间的几个弹孔，碑阳整篇刻石保存完好。也正是通过八思巴文，学者得以将碑文的汉文部分补充完整：

    靠长生天的气力，托大福荫的护助，皇帝圣旨。

    向军官们、士兵们、城子达鲁花赤、官员们、来往的使臣们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汗、窝阔台皇帝、薛禅皇帝圣旨里说道：“和尚们、也里可温们、先生们不承担任何差发，祷告上天保佑。”兹按以前的圣旨，不承担任何差发，祷告上天保佑；向在大都路所属蓟州平谷县瑞屏山的兴隆寺、净严都老法严寺等寺院的太章老兴觉二人颁发了收执的圣旨。在他们寺院、房舍里使臣不得下榻。向他们不得索取铺马、祗应，不得征收地税、商税。不得抢夺寺院所属土地、河流、园林、碾磨、店舍、铺、浴堂等一切物品。他们也不得因持有太章老兴觉二人收执的圣旨而做无理的事。如做岂不怕？

    圣旨，马儿年六月十二日写于上都。刘嗣正书。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八思巴文专家照那斯图考证，“马儿年”应为至元三十一年，即1294年，立碑时间则为大德三年，即1299年。

    记者又将目光移到了旁边矮一些的石碑上，这通石碑两面都是汉文，碑额篆书“大兴隆禅寺创建经藏记”，看来之前张老先生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根据碑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八思巴文专家蔡美彪在其所撰《平谷元兴隆寺圣旨碑译释》一文中推断，大兴隆禅寺的建寺时间可以追溯到辽末金初。

    虽然通往山顶的路还没有修好，从城里自驾车来此过周末的游客仍是络绎不绝，然而当他们爬山经过石碑时最多瞥上一眼便大踏步前行了，没有人会凑过去细查究竟，更不要说绕到背向山路的那一面去读八思巴文圣旨了。看到记者趴在栅栏边细读碑文，不少游客都露出诧异的表情。记者不禁感叹，这通石碑当初身世如何显赫，如今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了。

    在石碑旁几米远处，有几眼方方正正的石井，石井已经干涸。一位中年村妇向记者解释：“这儿原来有个‘龙潭’，这几口井是50年代末挖的，引的就是‘龙潭’的水。地质学家说这儿是风水宝地，‘两山夹一嘴，不出金子就出水’。”

    村妇姓刘，40多岁，经常在附近砍荆条编篮筐，不久前在这里遇到了一位专门来看八思巴文石碑的老先生，听他讲了一些关于石碑的事，看到记者一直在石碑旁徘徊，便凑了过来。“你看这个碑上雕的是水龙，另一个上面雕的是火龙”，刘女士像专家一样为记者讲解道，“抗战的时候八路军曾经藏在村里，日本人就把村子连庙一起给烧了。”

    环视四周，大兴隆禅寺的痕迹早已荡然无存，记者在石碑附近的山上转了好几圈，希望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山间小路的草丛中，记者发现了残损的八角形经幢盖、柱础构件和沟纹砖，只能借此想象禅寺当日的繁华了。

    从山上下来，看到太后村村委会还亮着灯，记者就走了进去。村委会主任张先生闻讯赶来，向记者介绍了一些村里的情况：“我们村1300口人，现在村委会出钱修路，想发展农家乐，开发旅游。村里也找了专家正在给兴隆寺写书，为旅游做宣传。碑上提到的‘瑞屏山’我们这儿叫‘平顶山’，传说当时萧太后要在山上建‘望海楼’，可惜还没建成就死了。”

    700多年前的圣旨碑在沉寂多年后竟可以发挥余热，成为村里的旅游招牌，这恐怕是当年的立碑者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吧。

    藏身寺庙的变体八思巴文箴言

    根据八思巴文变体研究者乌力吉白乙拉的提示，记者来到位于呼和浩特旧城区的大召和席力图召寻找八思巴字遗迹。“召”在蒙古语里是“庙”的意思，“大召”这个名字是个汉蒙混合词，是该庙的俗称，意为“大庙”。走进大召，立刻感受到了藏传佛教寺院的金碧辉煌，无论是庙宇还是佛像都令人叹为观止。一路向里走，记者发现大殿一律采用藏式门面，寺院整体却是中原建筑结构，很有民族文化融合的味道。来到了最深处的经堂，乌力吉白乙拉曾告诉记者，八思巴字就在经堂的大门上。记者上下左右细细寻找了一番，却没有发现一个八思巴字，只看到了屋檐上横写的藏文。因为八思巴文是根据藏文创制的，难免相似，记者不放心，走到屋檐下一位眯缝着眼睛晒太阳的中年喇嘛身旁请教：“请问那上面写的是什么文字呀？”“是藏文。”喇嘛毫不犹豫地回答。“那庙里有八思巴文吗？”喇嘛诧异地看了记者一眼，摇摇头说：“这个不知道。”

    疑惑中，记者又来到一路之隔的席力图召。明万历年间，三世达赖受邀到蒙古东部各部传教，这是历史上藏传佛教第二次进入蒙古，这座喇嘛庙就是为迎接三世达赖的到来而修建的。三世达赖圆寂于呼和浩特，其转世灵童——后来的四世达赖是蒙古人，当年岁数小，只得由西藏高僧抱着坐床，“席力图”就是“法座”的意思。席力图召比大召小得多，也不如大召气势恢宏，但汉白玉覆钵式白塔和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写的康熙征噶尔丹纪功碑记载了它的辉煌。四处寻觅，记者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八思巴字，问经堂里的喇嘛，他确定地说屋檐上写的是藏文，还为记者读了出来；金色的转经筒上也刻着文字，问寺里的导游，她说是梵文。那八思巴字又在哪里呢？

    赶紧请教乌力吉白乙拉教授，他坚持八思巴字就在经堂大门的门框上，看记者疑惑的样子，他提出和记者一同去乌素图召。乌素图召也建于明万历年间，是席力图召的附属寺之一。车开到呼和浩特西北部郊区，一座大山兀然伫立，山脚下便是乌素图召了。没有大召的金碧辉煌，乌素图召主调为罕见的灰色，外墙斑驳脱落，大门紧闭，朴素而苍凉。

    乌素图召住持乌日查个子不高，穿着与普通人无异，与记者想象中的住持形象相差甚远。他带我们从旁门进入寺庙，庙内并不见一人，甚至没有喇嘛，房屋有些破旧，像是很久没有修葺过了。“现在寺里有多少喇嘛？”记者问道。“有十几个，”乌日查答道，“香火鼎盛的时候曾经有200多个喇嘛呢。”到了经堂门前，乌力吉白乙拉兴奋地指着门框两侧的“花纹”对记者说：“你看，这就是八思巴字变形体。”记者定睛一看，原来那不是花纹，果真是八思巴文！记者问乌日查是否能够读懂，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这个我可不懂。”乌力吉白乙拉告诉记者，这里的八思巴文转写的是藏文，意思是“佛的三宝(即身、语、心——记者注)永驻”。以记者看来，这里的八思巴文与对联的功能相似，既起装饰作用，又有一定的含义。走进经堂，里面的大佛像金光闪闪，威严而华丽，与外面破旧的房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问了住持才知道，原来政府刚刚出资将佛像修缮一新，整座寺院的修缮也指日可待。

    住持又带我们参观了其他几个院落，每个院落都有一间经堂，门框上都刻着同样的八思巴字，里面供奉的却是不同的佛像。在一个小院子里有一棵1725年种下的菩提树，被寺里的喇嘛称作“神树”。乌力吉白乙拉虔诚地用额头轻触树枝，他告诉记者这是在祈福，祈祷家人安康、祖国繁荣昌盛。

    博物馆与研究所里的八思巴文珍宝

    记者采访内蒙古大学包祥教授时得知，他将一枚八思巴文圣旨金牌捐赠给了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如今这枚金牌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该馆的镇馆之宝。记者于是来到博物馆欲一睹真容，谁知找了半天，才在二楼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现了静静躺在玻璃橱窗下的金牌，仔细一看原来是仿制品。据包祥透露，真品是藏在保险箱里不对外展出的。

    通过内蒙古大学社科处齐海春老师的帮助，记者第二次来到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希望能够见到金牌真品。

    来到馆长办公室，馆长贺其叶勒图教授正坐在电脑前认真地工作，原来媒体报道又有一枚八思巴字金牌被发现，贺其叶勒图经过辨识后认为很有可能是仿品，正在撰写相关文章。“我们这里的金牌2006年经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报道后名声大振，此后很快大量八思巴字牌符被‘发现’，”贺其叶勒图谈到仿品显得又无可奈何，“仿品层出不穷，但是因为仿造者不懂八思巴文，错误百出。有人拿着一块估价200万、号称从尼泊尔带来的、西藏活佛手中收藏的八思巴字金牌请我辨识，结果我发现连‘皇帝’二字都写错了，本来应该分开的两画竟然连到了一起！还有一枚河南某博物馆收到的八思巴文印章，从网上传来图片请我们辨认，包祥教授看了之后说：‘只有两个字还勉强能认，其他字都是错的’。”

    “假文物影响很坏，特别是这种国宝级文物，仿品过多甚至影响国家形象，”贺其叶勒图严肃起来，“既然牌子在我这儿，我就必须说话，我曾经学过藏文，又懂蒙语，因为这块金牌我还特意学习了八思巴文，这样说起话来才有权威。”

    记者提出想看一看金牌真品，贺其叶勒图同意了。记者随他来到一个隐秘的房间外面，工作人员拦住了记者：“您不可以进去，里面也不能拍照。”不一会儿，贺其叶勒图拿着一个蓝色的长方形盒子出来，打开盒子，里面的金牌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贺其叶勒图小心地取出金牌，告诉记者正反两面八思巴字的含义：“正面写的是‘靠长生天的气力，皇帝的名号神圣’，背面是‘的，谁若不从，斩首问罪’，正反两面连起来读才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一些仿制者只见过金牌正面的照片，仿制的时候就将背面的‘的’字漏掉了，用蒙古语读句子就不完整了，一看就是仿品。”征得贺其叶勒图的同意，记者将金牌拿在手中仔细观看，金牌长约25厘米，宽将近10厘米，有一定的厚度，但比较柔软，以至于整个金牌表面不是很平整，除了正反两面的八思巴文外，金牌背面穿孔边缘处还刻画了“张字九十六号”几个汉字，正面的穿孔边缘则破损了约四分之一。掂了掂，感觉相当有分量，想来元朝使臣将它挂在腰间长途跋涉虽然辛苦，心中却是无比骄傲吧。

    告别了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的圣旨金牌，记者又来到收藏八思巴字圣旨银牌的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很不巧，所长陈永志告诉记者，银牌正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展出。“当时收藏银牌的过程是怎样的呢？”记者问道。“这枚银牌是1998年在内蒙古清水河县下城湾古城村发现的，当时出价5000块钱。当地文物部门不懂八思巴文，不敢收购，文物贩子也不要，我们看到后认为很有价值就征集回来，并做了考释，发表于《中国文物报》。”陈永志对当时的收购过程记忆犹新。

    陈永志为记者展示了圣旨银牌的图片，经过和内蒙古大学金牌图片的比较，记者发现两枚牌符正反两面的八思巴文从文字到排列都完全相同，不同之处仅在于顶部穿孔外缘上的小字，银牌上刻的是“丁字八十号”，金牌上则是“张字九十六号”。陈永志向记者解释：“这是蒙古汗国及元代时期牌符特有的一种编号体系，便于官府统一掌管发放。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曾下诏规定：‘已上牌匣具系营造小尺，上以千字文为号’。由此可见，这是在中国使用阿拉伯数字以前借《千字文》中的汉字进行编号的一种方式。比如这里的‘丁字八十号’，‘丁’源自《千字文》中‘绮回汉惠，说感武丁’一句，是千字文第560字，‘八十号’则表明‘丁’字母系统下的第80号牌符。而内蒙古大学金牌为‘张字九十六号’，是目前发现的一个母系统下的最大牌号，如果以一个母系统下最大牌号为100计算，蒙古汗国及元代时期牌符的发放量至少有十万枚左右。”

    交谈中记者意外得知，除了圣旨银牌，研究所还藏有相当数量的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的元代八思巴字纸质文书。在记者的要求下，陈永志请工作人员取来了几篇。这些文书都残破不全，有些甚至只剩小块残片，文物工作者已将其整理并粘贴好。记者在一幅较长的汉文文书上看到了两枚八思巴文印章，其他文书则是手写八思巴文附汉文对照。“我们和日本大学合作进行了考释工作，现在已经完成了。”陈永志介绍。

    离开呼和浩特，记者又来到元上都所在的锡林郭勒盟首府锡林浩特。在锡林浩特新城区，一座宏大的现代建筑引人注目，这就是隶属蒙元文化苑的蒙元文化博物馆。听当地八思巴文爱好者浩毕斯嘎拉图说里面有一块刻着八思巴文的石头，记者便与他一同前往博物馆一探究竟。

    在博物馆里寻找“石头”的过程中，记者出乎意料地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八思巴文文物，有听说过但没见过的印章、石刻、书籍、牌符、文书，也有从未听闻的八思巴文砚台和最终找到的那块“石头”——八思巴文墓志铭，还有那一幅幅精美的唐卡，令记者再一次深刻感受到了蒙元文化的繁荣。

    浩毕斯嘎拉图站在一枚枚精美的八思巴文印章前久久凝视。“看着这些印章能够跟随作者一笔一画地勾勒感受当时文人的胸怀、精神和创造性，感受800年前文人与今人的距离。同样一个笔画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变化无穷，但又都遵循着秦汉的轨迹，从中可以体味出秦汉风韵，”浩毕斯嘎拉图完全沉浸在艺术的享受中，“我看印章看到的不是字，而仿佛一座座宏伟的宫殿展现在眼前，如何在方寸之间将这样的层次感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实在令人叹服。”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刘潇潇 文/图)

    八思巴文大家谈

    八思巴文虽然早已成为死文字，但其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珍贵。记者此次对多位八思巴文研究者和爱好者进行采访，希望能从多个角度为读者呈现目前八思巴文研究界的真实状态。

    八思巴文专业研究者凤毛麟角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蔡美彪是中国目前比较著名的八思巴文研究者之一。蔡美彪介绍，其集60年研究之大成的著作《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已读完四校，最近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然而接受记者采访时，蔡美彪的观点令记者颇感意外，对于这门研究了60年的学问他显得有些不以为然：“八思巴文只是历史学的研究工具，本身不能算是独立的学问，更谈不上绝学，也没必要让很多人研究。八思巴文主要是用来做历史研究和文物鉴定的。目前掌握的材料就这么多，再有无非是一些‘小玩意’的考释。”

    虽然说得如此轻松，但像蔡美彪这样几十年寂寞坚守在这个领域的学者实在是凤毛麟角。

    八思巴字变形体研究尚存空间

    正如蔡美彪所言，八思巴文资料不多，使得研究进展受到阻碍。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八思巴文研究并没有走到尽头，比如八思巴字变形体就经常出现在藏传佛教寺庙内，尚待研究。记者此次就遇到了一位专门研究八思巴字变形体的学者——乌力吉白乙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八思巴文的，当时怎么想到要做这个题目？

    乌力吉白乙拉：主要是因为我的博士导师贾拉森活佛。他当时对我说，目前研究八思巴文的人很少，希望能够后继有人，并建议我研究八思巴字变形体。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现在是呼和浩特职业学院人文与旅游学院副院长，您还在继续八思巴文的研究吗？

    乌力吉白乙拉：我自己并没有放弃八思巴文的研究，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补充了甘肃和内蒙古的一些资料，出版了专著。2009年我专门去了西藏，调研了很多寺庙，发现不少寺庙的门框上都有八思巴文，一些寺庙还将八思巴文作为文字学课程教授。虽然教学、行政工作占用了我大量时间，影响了科研，但我还是要求自己每年写两篇论文，其中一篇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

    《中国社会科学报》：八思巴文可供研究的资料多吗？还有地区在使用吗？

    乌力吉白乙拉：八思巴文曾经是元朝官方文字，因此我认为应该有很多文献，只不过目前还没发现。寺庙和民间的八思巴文文物很多，特别是藏区有很多八思巴文变体，但错误比较多。寺庙中，布达拉宫的八思巴文保存得最好，但是不允许拍照，我还没能整理出来。因为八思巴是藏传佛教喇萨迦派第五代祖师，所以八思巴文能够在藏区流传下来，特别是作为藏文书法的一个字体继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