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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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经多次盗扰，郭庄楚墓的椁室内仍出土了各种青铜器物1000余件，玉器200余件，其中不乏精美青铜重器，最大的圆形盖鼎口径80厘米，在楚国青铜器中体量仅次于楚幽王墓里出土的大鼎，两件四龙耳铜鉴口径65厘米左右，形体较大，两件双龙耳方壶，花纹精美。
马俊才说，这些青铜随葬品摆放十分有规律，可分为乐器区、水器区、炊器区，食器区等。乐器区残存有甬钟3件、汉白玉质的大型编磬13件、瑟痕1处，还有一些散落的钟磬架柱头铜饰。青铜食器区分7排摆放，有鬲、方形器、方座圆簋、钫、高柄豆、高柄盖豆、、敦、圆形盖豆、盆形器、敛口圆鼎、龙耳虎座大方壶、钫以及戈矛镞衔等兵器车马器等。
这些精美华丽的青铜器传递了哪些历史、科学、艺术、文化信息呢？
郝本性说，古时“视死如生”，讲究生前和死后享用同等的生活待遇，郭庄楚墓里随葬的青铜器种类齐全，有青铜礼器、乐器、酒器、兵器、车马器、洗浴器等，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贵族的权威和奢华的生活，还间接反映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青铜器的铸造工艺等，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透过这些青铜器，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当时高级贵族祭祀和宴请宾客时的场景，”郝本性说，“出土的乐器中有编钟、瑟、编磬，它们配合起来能演奏庙堂音乐，当时的贵族享受着‘金石之乐、钟鸣鼎食’的优越生活，他们不但是‘肉食者’，还享受着乘车的特权，郭庄楚墓里就发现了车轴头等车马器。”
春秋战国时期，根据“礼、乐、射、御、书、数”六术的要求，贵族必须文武兼备，必须既能带兵，又能亲自参战，所以贵族流行佩剑，郭庄楚墓出土的青铜剑和戈、矛等长兵器，也说明了这一点。
据郝本性介绍，青铜器最初是仿制陶器、木器而产生的，因为原料稀少、工艺复杂，其铸造权和使用权被高级贵族所垄断。青铜器主要有兵器和礼乐器两种，用礼乐器明宗法制度，用乐器调和内部矛盾，这对巩固王权、强化政权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随着“礼崩乐坏”，青铜器作为祭器、礼器的功能降低了，战国时期逐渐转为生活用器，纹饰由过去表现神秘、狰狞的美，逐渐几何化、简化，直至素面，表现内容也由“写神”变成“写实”，青铜器由“贵族的身份证”变成了财富的象征，不再有政治上的特殊含义。
郝本性说，从郭庄楚墓出土的青铜器看，鼎、鉴、壶等在使用陶铸法的基础上，开始有失腊法精密铸造的成分了，其纹饰细密而具图案化，说明是使用刻印版印出来的，内容虽然反映神怪，但已不再狰狞了，并开始向写实的方向发展，器物更有艺术美和动感。这些都反映出当时青铜器生产已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谜团：墓主是何人
从发掘至今，墓主人是谁一直是困扰考古工作者的最大的谜团。
马俊才说，墓中出土的大量青铜随葬品，其豪华程度在楚墓中仅次于安徽寿县楚幽王墓，只有河南淅川下寺王子午墓和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与之相当。由于盗扰严重，随葬品中仅残留4件升鼎，但别的器类近乎完备，说明墓主人是一位地位显赫的楚国最高级贵族。
另外一个疑问是墓中大量的积沙积石从何而来。经调查，墓地周围不产细沙，而上蔡县境内也不产石料，最近的山地位于百里之遥的遂平县玉山和嵖岈山地区，稍远的山地在确山县南境，墓内石块极可能是从这些地方运过来的。但大量的积沙积石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如何运来？石块又怎能未经磕碰保持完好的锋边利角呢？
随后的发掘表明，这里可能是一处蔡国渔猎聚落遗存，并和古代航运及楚墓选址、水运沙石有关。“这给了我们一个可能的诠解，”马俊才说，“由于当时聚落紧靠北汝河弧形大拐弯处，可能就是一个繁忙的水陆码头，这才造就了当地丰富的水产品遗物。东周时期，惟有船运才是经济、安全的运输手段，也有可能就是当时权高位重的墓主人夫妇选此地作为永远归宿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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