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放大镜，一本泛黄的英语字典，在84岁的物证鉴定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刘耀的办公桌前，这两个物件格外醒目。

“您平时还在查字典、看资料？”

“年轻时养成的习惯，英文字典不离手，遇到不懂的单词可以翻翻。”刘耀指指案桌上的“大部头”笑盈盈地说。

从事法医毒物分析工作58年，刘耀解决了一大批疑难案件物证鉴定难题，开创并发展了我国刑事技术标准化工作，用半生心血构建起来的中国法庭科学体系，已成为我国司法体系的一块坚实的基石。

推开法医世界的大门

1963年，26岁的刘耀从内蒙古大学化学系无机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公安系统——位于沈阳的公安部民警干校（今中国刑警学院前身），任务是“验毒”。

当时，中国的毒物鉴定技术还非常落后，难闻的气味、难以面对的工作环境，种种困难让刘耀对未来的发展失去信心，是父亲的鼓励让他决定坚持下去。

1967年，正当刘耀雄心勃勃要当当代中国的宋慈时，全国性的干部下放开始了。刘耀被下放到了家乡山西当了农民。原本学俄语的他意识到英语的重要性，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始学习英语，来填充那段过于空荡的时光。

“当时没什么材料，我只有（英语）字典。”刘耀后来回忆，借用英译版红宝书自学，自己的英文词汇量慢慢增多。

1972年，发生了一起涉外案件，公安部急需刑事侦查技术人才，在山西农村啃了几年英文字典的刘耀回到公安部技术侦查岗位上。8年后，通过严格外语水平测试的刘耀成为改革开放之初最早公派留学的学子。

推进中国物证鉴定与国际接轨

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毒物实验室里，刘耀进行了2年的进修，不仅完成了多项尖端科研项目，还掌握了先进的刑侦技术与标准体系。1982年，刘耀完成所有进修项目，回到公安部第二研究所。除了抓紧时间推广国外先进技术，刘耀认为最迫切的是要改善中国司法物证鉴定工作的现状。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司法界，物证鉴定工作十分粗糙。除了检验标准相对低下、技术水平与世界相去甚远，物证鉴定的工作质量完全依靠鉴定人员的工作素质和责任心。

“当时（基层单位）拿来就检，检测之后说有（毒），底下也就信有（毒），不像现在说有（毒），律师会反驳、会质疑。”留学归来的刘耀意识到，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的社会生活与国际接轨，公安司法的每一个步骤都必然被置于社会和公众的监督和审视之下。

1984年，刘耀正式上报公安部并获批立项，从毒物鉴定开始，推动物证鉴定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与国际接轨。

“凡是做毒物检验的实验室都要对鉴定人员、实验室、运用的鉴定方法以及送检材料进行审查，这是国际通用法则。”在刘耀看来，这些通用法则从法律角度严格约束了执法者在物证检验过程中的行为，不仅要公正还要没有误差。

为此，刘耀建立了对鉴定人员、实验室资格、鉴定方法、送检程序等方面进行审查的质量监管体系，保证了物证检验结果的客观公正。刘耀主导建立的质量监管体系对中国的司法制度来说是革命性的，正因如此，在实施过程中难度可想而知，工作程序繁琐了、新技术需要学习消化、高技术人才队伍需要培养、先进设备需要财政投入，所有这些新问题都需要一步步攻关，为此，刘耀付出了20多年的努力。

更先进的物证鉴定任重道远

每天清晨，刘耀都会推着自行车到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上班，这里是全国最权威的物证鉴定机构，关系很多重大案件的最终判决。

2019年5月，在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小会议室里，来自美国、西班牙等国的法庭科学专家齐集于此，他们都是刘耀邀请来进行学术交流的。

刘耀清楚，中国法庭科学起步较晚，仅靠自己的科研力量，很难在如此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实现全面突破。于是，依靠自己在国际毒物鉴定界的影响，借助国际合作，刘耀将刑事案件中常见的55种毒素的对应标志物引进到国内公安系统的各级物证检验实验室，在中国古代法医学取得成就辉煌之后，中国法庭科学又一次在该领域大放光彩。

谈及物证鉴定的未来发展，刘耀希望在确立标准之后，继续开展基础配套工程建设，不断丰富指纹、血样、DNA等数据库，不断拓展纸张、油漆、土壤等实物库，用完善的基础设备支撑刑事案件快速侦破，从法庭科学的角度推动国家法制建设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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