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上海的社区生活保供中，社区团长一定是线下有资源线上用网络的人物，很多社区里的老人家包括相当一批居委会干部感到了各种困扰之外的数字鸿沟带来的困扰，而团长则是在困难情况下带给大家巨大帮助。可以预期的是，抗疫中用高代价换来的社区微信群和社区买菜团也许对疏离已久的邻里关系带来新促进，也为居委会负责人选带来新的储备资源。上一世纪90年代末，零点有数与北京市政府的信息办合作开发了国内首个“数字鸿沟系数”的测算方法与测算结果，并形成了相应的发布结果。在这之后，我国的数字化进程快速进行，但一直没有全国性的数字鸿沟系数的动态测算。事实上，无论是在自然人群还是在企业群体中，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巨大的数字鸿沟是客观上存在并且影响着大家的日常生活与经营的。无疑的，数字化受益群体的扩大是中国发展的巨大成果也是强有力的新发展动力来源，但是数字化受益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互联网、信息技术、数字经济和数字化治理，主导着这个时代的话语权和舆情内容，数字鸿沟的扩大不仅对于数字化中的弱势群体形成了相对剥夺，也会导致形成新的贫富差异和资源分配不均衡性。在一往无前的数字化洪流中，人们甚至忘了去测算数字鸿沟，更谈不上去有力地弭平数字鸿沟，乡村振兴行动本身也需要考虑数字城乡数字鸿沟弭平问题。从各地政府预算投入上大家就可以看到，推动数字化发展的预算投入是巨大的，而弭平数字鸿沟的预算投入小到忽略不计。当然不要特别苛责中国，因为世界范围内的数字鸿沟系数也缺乏测算和积极的干预规划，少数跨国数字技术企业的社会责任行动除外。

测算数字鸿沟需要考虑数字化产品、数字化服务、数字化系统在个人和组织生活中的普及程度;人们与组织对于数字化知识、技能掌握的认知度、积极性、实施度;个人与组织数字化行为的广泛度;个人与组织对于进一步发展的数字经济与数字化治理的接受度与参与积极性。需要透过最大限度随机抽样的方式，对于自然人和组织进行必要的抽样研究，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于数字经济弱势群体，需要充分借助于相对传统的接触方式实现无死角覆盖(尤其是边远地区和乡村)。这样的测算需要保持年度或者双年度追踪，分地区呈现。测算可以由第三方专业数据技术机构进行，可以由工信、科技、网信等部门支持，由互联网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类企业赞助，未来还可以考虑在类似于中国高层发展论坛这样的场合发布，并可以伴随相应的数字鸿沟弭平政府行动计划与社会公益类数字鸿沟弭平行动联合发布活动。中国的青少年一代、新社会阶层和新的双创企业具有很高的数字化特性，他们中的数字化鸿沟相对比较小，同时对于数字化发展的热情更高。因此要首先在青少年和新双创企业中加强弭平数字鸿沟的行动，并将他们发展成为弭平数字鸿沟的主力军，成为数字鸿沟弭平国际化合作行动的生力军，成为推动全球数字化公益行动的积极分子队伍，成为具有负责任的全球数字化建设的示范群。中国已经在“一带一路”倡议和G20合作等场合积极倡导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国际合作，未来可以首先将数字鸿沟测算与数字鸿沟弭平行动扩大到“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纳入中国与不同经济体的贸易合作议程，与不同国家和区域的自由贸易合作议程，并进一步通过联合国、G20、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路径，形成系统的合作机制。数字鸿沟系数测算是系统性的数字鸿沟弭平行动的组成部分，推动数字化发展与弭平数字鸿沟是数字化社会平衡发展的必须之举。中国在这方面的探索，不仅仅是建立创新型数字化社会的健康规划，也是为全球数字化发展领域公共产品供应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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