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兄弟之权哥

一

再过三天，就是重阳节。

记得那篇脍炙人口的唐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前一句“每逢佳节倍思亲”家喻户晓，后面两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则传播得相对较少了。

我曾多次念起这两句，有时是在口中，这几年却更多的是在心里。

我今天所称五兄弟并无血缘关系，不过，四十多年如一日，我们亲如兄弟，不管任何一人发生任何至荣至辱，大富大贵、大灾大难、上天落地，都未曾丝毫影响我们交情。

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的世道上，这样纯粹的友情，也算十分难得了。

我们每年正月初一都汇聚在达飞石柱坞小山村中的老家吃饭，有一年上午十一点刚聚齐，在北京过年的许平打来电话问我：你们齐了吧？我脱口而出：遍插茱萸少一人。

几年前的春节前几天，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兄弟（以下简称小弟吧）出事，以这样一种惨烈的方式实现“少一人”，我再也没有兴情吟诗，我与权哥两个从来不去下厨房的大男人，一个做菜，一个洗碗，然后相对无言，眼泪汪汪喝下正月初二的伤心酒。

今天，忽然觉得已渐入老年，恐今后记忆衰退，有必要为我们五兄弟几十年的交情作点记录，也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有所交待，让他们知道祖上有五兄弟四十年亲如一人，尽管下一代不可能再有我们这样深的交情了。

由于其他几位弟兄或不宜写，或不便写，今天就以老大哥权哥作主线描述一二。只关乎人性，只叙述友情，不论其他。

二

权哥是诸暨枫桥永宁乡将军村人，那个绿水青山的小山村出过最大的官恐怕就是官拜正厅的阿权，却取了个霸气的村名，也说不出什么来由。

权哥和许平1979年从离将军村不远的白米湾中学高复班双双考入江西财院后分别离开了将军村与冯蔡村，与江藻考入的小弟成为大学同窗，也奠定了此后四十年五兄弟中的大半壁江山，达飞考入了中山大学中文系，奠定了新华社记者职业生涯的基础，而我，因为是居民户口，不愿再受高复班之累，比他们早一年招工进入县城里的诸暨茶厂做起了汗渍比茶渍要多的苦力。

阿权与小弟大学毕业后，双双进入同一个省级机关工作，留在了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达飞与许平双双进了京城，而我，在他们大学毕业时，也阴差阳错地凭一篇半生不熟的文言文脱下了汗渍斑斑的工作服，在茶厂职工学校当起了语文教员。

阿权八十年代末期时常回将军村老家看望父母，因为下班后坐火车到诸暨早已没有了去永宁的汽车，我便骑着借来的摩托车去火车站接上他后直接捎他回家，他刚下火车时还是一副省级机关青年才俊模样，西装领带，头发油光锃亮，待到我一路风驰电掣把他捎到家中，两人早已灰头土脸，阿权的老娘忙不迭端来热水让我洗脸，我就跟阿权说：你洗吧，我反正回去又是一路灰尘，干脆回到家再洗。

到了九十年代初，我已当了几年半吊子的律师，诸暨城里也算认识了几个小老板，有一天下午阿权打电话来说晚上回诸暨，我吹牛说：今天鸟枪换炮，让你享受专车待遇。

晚上，刚刚学会开车还没有考到驾照的我从一位请我打官司的包工头中借得一辆安徽产的飞虎牌小面包车，接上权哥后，两人兴高采烈，手舞足蹈直奔将军村而去。

过了石砩村后便没有了公路，只是非常狭窄坑坑洼洼的村路，一路颠簸，突然遇到一个大坑，咣当一震，那蹩脚的面包车便熄了火，再也发动不起来，阿权急得满头大汗，一溜小跑到家中，然后他几个哥哥带了几个邻居赶到，大家都束手无策，我忽然想起听老驾驶员说车子熄火时用人力推动也可重新发动，我一说众人立即响应，我见前面路太窄怕我新手调不了头，阿权的大哥说：介小的车有多少斤量，我们抬起来原地掉头好了。于是，我坐在驾驶座上，四五个精壮汉子发一声喊，一下子把那飞虎车调了个头，我让他们一齐发力推动前行，只几十米，车子就发动了，我摆摆手开车就走，阿权在后大喊：吃了点心再走，我探出头来说：我还是赶紧回去，这老爷车等下再坏掉就麻烦了，于是，一脚油门，一溜烟跑回城里。

今年清明，陪许平回冯蔡去上坟，路过当年原地掉头的大致位置，说起往事，两人忍俊不禁。

1989年时，诸暨还没有手机，我去深圳出差时买回一只无线电话子母机（俗称二哥大），将发射装置与家中座机相连，便带上二哥大别在腰间出门，凡诸暨县城几十里方圆都能接到打到家里座机的电话，煞是过瘾。

每次去将军村时，当然也带上此时髦物件，但由于将军村地处山凹里，周边大山阻挡便影响了信号，每次在权哥家中接二哥大通话时便断断续续很是费劲，有一次一个重要的官司客户讲到一半中断了，我就爬到阳台上回拨过去，仍是电流杂音，权哥见我着急，赶紧搬来一架竹梯子，我麻利地爬到竹梯顶部，这才声音清晰，于是，站在那阳台的竹梯顶上，完成了十分钟左右的法律咨询。

我下了竹梯，抱怨山区信号不好，柏红嫂子（权哥夫人）戏谑说：这个山村与原始社会差了口气（意即差不多），权哥闻言觉得有点面子挂不住，反唇相讥，说：你们高大村（柏红娘家）也阿哥阿弟（也是差不多之意），我赶紧打圆场，说：都一样的，我们江藻信号也时断时续的。

三

权哥一家兄弟姐妹众多，其他都是农民，中间出了个大学生又在省城当了官，老父亲喜悦之情自然溢于言表。老爹知道机关里互相都称同志，为了显得自己比其他老农民有见识，我们去了，他也赶时髦叫我们达飞同志，永新同志，我觉得滑稽发笑，每当此时，权哥便有点尴尬，轻声呵斥父亲：省省好了，都是自己人，叫名字。

权哥是个大孝子，觉得父母亲大半生操劳，除了物质上的孝顺，更想方设法让他们享受精神上的愉悦。

有一年成家不久，权哥想办法借了一辆面包车，特地接父母亲去杭州住几天，车子从村里开过集镇，突然老父亲让司机停车，不顾车窗外扬起的灰尘探出头去向站在集镇上一个老伙伴大喊一声：你昨天来我家，把那顶草帽忘记拿回去，我搁在菜柜上了，自己去拿一下。那老伙计看见老父亲坐在面包车里便啧啧称赞：哎呀老哥好福气呀，阿权读大学出息了，接你去杭州享福！老父亲这才心满意足关上车窗让司机开车。权哥知道老人家是虚荣心，生怕车窗紧闭人家不知道他去杭州享福，也就笑而不语。

到了杭州，权哥便从单位食堂借一辆买菜的三轮车，带上老爹，自己一边擦汗一边拼命蹬着三轮车沿西湖逛了几圈。

彼时权哥也已是单位里的主任科员，大小也是个干部，居然蹬三轮车陪老爹遊西湖，他的淳朴厚道，于此可见一斑。

后来想到老爹还没见过飞机，想想去坐一回暂时也没机会，就让老爹去看一次飞机。于是，权哥又吭哧吭哧，蹬上三轮车将老爹拉到笕桥机场，望着银光闪闪的飞机，老爹心满意足，并对权哥说：阿权！这飞机翅膀真大，我看起码好晒两担稻谷！

权哥笑得前仰后合，此后几十年，我们经常用这句话互相戏谑调侃对方没见过世面。

四

小弟的出事，对猝不及防的另外四人，打击是灾难性的。

尽管痛心疾首，但我们总还得各自工作生活下去。

出事的第三天，杭州一家医院给小弟的姐姐打电话，说不久前过世的小弟父亲三年前还有住院挂账没结清。我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医院如此严苛的财务制度怎么会让一个病人留下一笔住院挂账而任其出院并且从来没有告诉过家属？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当年讨好小弟，把可算可不算的费用作挂账处理了。我一听火冒三丈，说哪有这样势利的？以前怎么不来讨？骂归骂，为了不给小弟平添罪状，我还是打算去交了这笔冤枉钱。

权哥知道后坚决制止了我，说这笔钱由他去交，并一脸凝重地说：大家都是弟兄，现在他出事了，也不能所有事让你一个人扛。

见他如此，我也不再相争。

到了医院财务处，权哥拿出银行卡要刷，那财务处长说：你最好拿现金来，也好避个嫌。权哥当即拉下脸说：现在他是落魄坐牢去了，又不是升官，我要避什么嫌？哪有拍坐牢人马屁的？

说完刷卡后调头就走。

近一年后，我和权哥终于可以去探牢，见到几十年情同手足的小弟剃着光头出来，我情绪完全失控，三人都老泪纵横。

好不容易平静下来，说到今后的打算，我一边抹泪一边说：只要我们几个人在，你总不用担心出来后没有饭吃。

仲交给我开了几十年车，大家都把他当作自己人。走出监狱大门，仲交对权哥说：跟了永新几十年了，第一次看他哭成这个样子。

几个月后，达飞也一道去看望，见了面，也是大哭。小弟此时反倒平静，拍拍我们肩膀劝说：别这样了，这样弄起来，大家都难过。

在这种情形下，说任何宽慰的话都是多余。

五

杂杂拉拉说些往事，挂一漏万，也算为我们四十年的交情作个记录。我们五个弟兄，两个退休，一个服刑，一个还是现役将军，再过年把也要退休，我则几十年闯荡江湖，闲云野鹤，独来独往，自说自话，没有上下班之困，也没有退休不退休概念。

我们都渐渐步入老年了，人生苦短，能有几个几十年肝胆相照的朋友，上天已是眷顾。

题头及封面本想用一张五兄弟几年前的合影，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想想还是算了。朋友的份量是各自放在心中的，刀刻斧凿般，比照片重要多了。

最后还是决定用权哥的微信头像照，那是一条蜿蜒的小路，通向他将军村的老宅。随着几年前永宁水库的兴建，权哥家的老宅永远沉入湖底了。

权哥一直在用这张老宅照片作微信头像，从未换过，说明老宅一直在他心中，当然，也在我们五兄弟心中。

开始怀旧就是慢慢变老了，莫名伤感又毫无办法。

（作者简介：陈永新，《寻找飘荡的忠魂》作者，浙江日报、大公报大公网、浙江诸暨融媒体中心、诸暨在线等众多媒体特约撰稿人，诸暨远征大酒店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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