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叶清

有一个问题，看起来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如果中国帮助一个国家建立起一套真正独立的医疗器械监管体系，而这套体系建立之 后，做出的一个决定却是:拒绝一款不符合标准的中国产品—— 那么，这次国际发展合作究竟算成功，还是失败?

“算成功啊。”

王泺所长几乎没有迟疑。

这个回答值得我停下来想一想。 因为它触碰到的，并不仅仅是一家企业、一款产品，甚至也不仅仅是医疗器械监管。 我真正追问的是:

今天中国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最终希望留下来的，究竟是什么?

是一个对中国产品更加方便的市场，还是一个合作伙伴真正拥有独立判断、独立治理和独立发展的能力?

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一套成熟的规则当然也可能向中国企业说“不”。 规则如果只能接受我们，却不能拒绝我们，它可能就还不是规则。 而这，恰恰是我们理解今天国际发展合作变化的一个入口。

一

医疗器械是一个很适合观察这种变化的行业。

因为它不是一种普通商品。

一件医疗器械进入另一个国家，面对的从来不只是价格、渠道和销售，它背后连接着

患者安全、医生使用、医院体系、技术标准、监管制度，以及一个社会对于产品安全

的信任。

也因此，在GHWP这样的国际医疗器械监管合作平台上，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从来不只是“怎样让产品出去”。

更重要的问题是:

一个国家怎样建立判断什么产品可以进入、什么产品不能进入的能力?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恰恰很重要。

如果国际合作只是帮助自己的产品获得便利，那更接近一次市场行为;

如果合作能够帮助对方建立标准、制度、人才和监管能力，即使这套制度有一天也会

拒绝中国企业，那么它提供的就是一种更长久的公共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采访王泺时，我们最终谈到的并不仅仅是医疗器械。

我们谈到的是一个更大的变化:

当今天的中国拥有了与七十多年前完全不同的国家能力，我们应该怎样重新理解自己与

世界合作的方式?

二

中国的对外援助有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

王泺反复强调，中国开始向外提供援助的时候，自己并不是一个富裕国家。

那个年代，中国能够调动的资源有限，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渠道也远没有今天丰富。

因此，对外援助承担过非常重要的政治和外交功能，也由此形成了一份延续至今的历

史经验，被王泺称为“政治遗产”。

但七十多年过去了。

今天的中国已经拥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更强的技术能力、更大规模的企业群体，也

越来越多地进入公共卫生、粮食安全、基础设施、数字技术等全球性议题。

国家能力变了。 中国与世界的连接方式变了。

中国在世界中的利益与责任，也变得更加复杂。

于是，真正需要重新思考的，就不再是“还要不要援助”，而是:

在新的国家能力之下，我们能不能形成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和合作方式?

王泺把这件事说得很朴素。

如果今天的能力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配置资源的方法却没有相应升级，就很难真正 把有限的公共资源“花在刀刃上”。

因此，“对外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并不是简单换一个名称。 它背后真正变化的，是我们理解问题的方法，以及我们对如何发展本身。

三

过去一种很自然的方式是:

对方缺什么，我们就尽力提供什么。

缺医院，就援建医院; 缺设备，就提供设备; 缺道路，就帮助修路。

在能力有限的时代，这可能就是最现实、最高效的办法。

但今天，一个新的问题越来越重要:

对方提出的“需要”，是不是问题本身?

一个地方说缺医院，它真正缺少的究竟是一栋建筑，还是基层诊疗能力?

说缺设备，真正缺少的是设备本身，还是能够长期操作、维修和管理设备的人?

说缺产品，真正缺少的是一批产品，还是一套能够判断产品安全性、有效性和适用性

的监管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国际发展合作不能只停留在回答: “这个国家想要什么?”

还必须进一步追问: “我们共同面对的，究竟是什么问题?” 王泺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过去有些做法更像去“探视”。 今天，当能力变强以后，则越来越需要真正参与“治病”。 而既然要治病，就不能没有诊断。

四

但真正让我在采访中停下来的一刻，并不是一个宏大的政策判断。

而是王泺讲起自己参加一次座谈会，会上听到早年国际项目的一段经历。

那时候，一些项目首先被理解为工程问题。

于是有人会困惑:

一个工程项目，为什么还需要历史等方面的专家?

为什么需要研究生物多样性?

为什么还需要了解当地社区，甚至需要人类学方面的专业人员?

从工程的角度看，这些人似乎都离“把东西建起来”太远了。

可是后来人们逐渐意识到:

一座大坝、一条道路、一座医院，从来不只是钢筋、水泥和设备。

它会改变一些人的生活方式。

改变社区、改变迁徙、改变环境；有时候甚至会改变一个地方的记忆。

王泺在采访中说了一句话:

“没有在一个项目工程里边最终看见人。”

这是整个采访里最触动我的一句话之一。

因为它让所有关于“国际发展”“国家合作”“项目效率”的宏大词汇，突然重新落到了具体的人身上。

一个项目最后是不是成功，不能只看它有没有竣工。

还要看谁在那里生活。

谁使用它。

谁维护它。

谁因为它获得机会，又有谁因为它不得不改变原来的生活。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合作，到了最后，其实都会变成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

一个医生与另一个医生，一个工程师与另一个工程师，一个中国团队与一个当地团队，一起工作、一起解决问题。

王泺说:

“项目的合作最终其实都是人的交往。”

这句话也许比许多宏大的国际关系概念，更接近合作的真实。

五

也正因为如此，今天中国真正面临的困难，有时已经不只是“有没有能力”。 很多能力其实已经存在。

在医疗卫生领域，我们有长期派出的医疗队，有援建医院，有医学合作平台，也有越来越强的企业和产业能力。

真正困难的是:

这些能力能不能围绕一个真实的问题，被组织成一套有效的解决方案。

不同的项目、部门、机构和企业，不再只是各自完成一个动作，而是能不能共同回答:

这个地方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工作解决了吗?几年之后，还能不能继续运行?

这比“做了多少项目”，可能更难。 但它也更加接近国际发展合作真正应该产生的结果。

六

这也是GHWP以及医疗器械监管合作最值得我观察的地方。 中国已经拥有非常强的医疗器械制造能力。 但是，中国企业真正进入一个国家，不能只完成一次销售。 它需要理解当地的疾病谱、医疗体系、医生使用习惯、监管环境和实际支付能力; 需要建立当地团队; 需要让产品真正进入当地社会，而不仅仅找到一个经销商。

所谓本地化，也不能只是把一条生产线搬过去。

王泺说真正的本地化意味着:

人在那里生活，团队在那里成长，知识在那里留下，信任在那里一点一点形成，

而监管能力建设，则提供了另一种更加特殊的公共产品。

帮助一个国家建立更加成熟的医疗器械监管体系，并不是为了让它降低标准接受中国产品。

恰恰相反。

是让所有真正安全、有效、有竞争力的产品，都能够进入一套透明、可信任的规则体系中参与竞争。

到这里，我们也就重新理解了文章开头那个问题。

如果中国参与帮助建立起来的监管体系，有一天真的拒绝了一款不符合标准的中国产

品，这为什么仍然可以被看成成功?

因为合作真正建设的，不应该是特权。

而应该是能力。

今天被拒绝的可能是一家中国企业。

但长期来看，只有可信任的规则，才能保护患者，也保护那些真正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

最好的合作，从来不是替自己取消规则，而是参与建设一套连自己也愿意遵守的规则。

七

这背后其实也包含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次身份变化。

企业当然不是慈善机构。

王泺说得很清楚:

在商言商，企业需要获得合理回报。

但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市场来说，如果企业始终只从“我有什么产品需要卖出去”开始 思考，可能很难真正走得长远。

更值得首先提出的问题应该是:

我的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究竟帮助当地解决了什么真实的问题?

真正解决问题，商业才可能持续。

这并不是取消商业逻辑，而是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重新理解商业。

一次销售，产生的是收入；一套解决方案，可能产生一个市场；而共同建立起来的能力、规则和信任，最终形成的，才是一段真正可持续的合作关系。

这也许正是中国企业从“产品出海”走向真正“国际化”的一道门槛。

八

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经常被忽略:

这些事情，为什么普通公众需要知道?

王泺在采访中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判断:

“越不公开越不被理解。”

这句话同样值得我们讨论。

如果公众最终看到的只是一个数字、一批项目、一笔资金，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做、怎

样做、中国获得了什么、合作伙伴又获得了什么，那么误解与偏见当然容易出现。

为什么中国还要帮助别的国家? 为什么帮助别人，同时也可能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 什么才算一次真正成功的国际合作? 如果一个项目最终失败，责任又应该如何判断? 中国企业“走出去”，究竟只是为了卖产品，还是也在学习怎样成为真正的跨国企业? 这些问题不应该被回避与遮蔽。

王泺也表示，援外是中央财政拨款，公民作为纳税人有权力也有责任知晓。

我们有责任相信公众，真正值得信任的公众，不是只能接受一个结论的公众。

而是了解过程之后，仍然拥有判断能力的公众。

所以，国际发展合作并不只是外交部门、研究机构和企业的事情；它同样需要进入公共讨论。

因为只有当国际发展合作不仅拥有政策基础，也拥有社会理解，它才可能真正走得长久。

九

采访最后，我们谈到了“援助”与“合作”之间最重要的区别。

援助一个人，如果有一天，他已经不再需要你的援助，这并不意味着援助失去了意义。

恰恰相反。

能够不再依赖援助，本身可能就是援助成功的一种表现。

但合作不同。

即使有一天，对方已经不再需要你的援助，双方仍然愿意继续交换、共同工作、共同

解决问题，那么一段新的关系才真正建立起来。

所以，援助最理想的结果，并不是不断证明自己的存在。

而是当对方的能力真正生长起来以后，它可以慢慢退到幕后。

医院还在运转、医生还在交流、监管体系还在工作、企业还在按照规则竞争、人与人还在往来、问题还在被共同解决。

援助退到了幕后，让位与发展，合作却留了下来。 到了那一天，我们衡量国际发展合作的尺度，也许就不再只是: “我们给了世界什么?”

而会变成一个更加成熟的问题——

我们究竟和这个世界，一起做成了什么?

(采访对象:王泺，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所长)

免责声明：市场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此文仅供参考，不作买卖依据。

责任编辑：kj005

文章投诉热线:157 3889 8464  投诉邮箱:7983347 1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