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韦瑟雷尔：我正想说这个呢。我们美国政府通过了新的一些方案来支持生命健康技术的发展，美国的大学里面也投入了很多资金和人力去开发新的技术，政府也认识到大学的投入是需要他们的支持的，也希望政府能够去提供更多的帮助，能够去提升运作的效率，而且发展因此是鼓励更多的企业家能够投入到这里来，能够去贡献他们在经济上的一些力量。对于新的技术，政府也加快了审批的步伐，有一批新的技术都能够得到美国药监局的许可证，可以应用到临床上，像这些信息我们都能够在大的环境下进行的，那么到底所有的环节，包括生产研究和应用环节能够共享，包括分享40年、50年前非常基本的科研的结果。
我们知道50年前的时候美国已经开始对生命科学方面的研究，而且很多企业家也对此进行了投入，大学和企业的合作已经蓬勃发展，他们已经在那个时候，在大学里面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尽快的把这个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我们看到当时的这种产和用的转换比例都达50%以上，而且在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很快能够得到社会的推广，这对人类健康发展来说是非常大的贡献。其实很多的研究都是与生命健康各个方面都息息相关的。
到底我们建立怎么样的更好的转换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呢？这个里面需要政府更多的引领和协调，包括政府应该鼓励更多大学和科研机构投入到这里面来，给予他们经济上和人力上的支持。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企业对此有一些投入的时候，政府可不可以提供一些指导和一些帮助，能够让企业家们不再操心，哪怕是一项研究投入巨大，但是在学校里面花费几年，但是都不用担心。
主持人：在立法上有什么建议？
约翰·韦瑟雷尔：在美国有一件做的很有意义，包括病人的信息以及专利上的立法。我们知道，对病人特别是不常见的疾病的护理医疗方案，这些专利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美国来说通过了一系列的专利，比如说你获得了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病，你的生命已经是非常短的时间了，但是如果你用一个很新的药有可能让你延长五年到十年左右的寿命，立法会允许你在临床上进行使用，而且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加快某种新药在FDA审批程序，同样能够帮助患人。所以在我看来美国有这样一个机制，但是这个机制我是觉得，它是在很好的帮助患者这方面是很理想的，尤其我们知道，我们一个病人可能只有五到十年的寿命，但是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进行临床测验来批准新药，所以如果病人只剩下很短的寿命，我们可以加快批准以便可以用在病人身上，这也是投资人和企业家在考虑是否能够尽快 获得投资回报，如果有这样的机制他们就不需要再犹豫了。
所以在美国我们都知道，还有一种抗癌的药物，在美国卖出30亿美元，它对白血病还有其它的疾病都有很好的疗效，也能够帮助糖尿病，还有一些病毒等等，还有就是HPD病毒等等都有非常好的疗效。刚才只是给大家举了其中的例子，如果没有美国的大学还有高等学府这样的研究机构的努力，新药批准就更难了。
主持人：我们刚刚说到了其中的一个关键点，刚才讲到了合作，包括了产业的合作，还有合作伙伴的关系，如何能够在知识产权这方面互相合作，所以您看你对中国的系统体制，你也比较了解，能不能给一些建议？
迈克尔·诺兰：在学术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成就，其实在过去主要是在早期这方面，进行一些相应的突破性的治疗，还有一些抗风险上的研究等等，还有在后期也包括了其中某项技术的应用等等。所以这些方面来讲，就是学术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成就，还有就是合作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包括了早期、初期的合作，还有比较高风险疾病的防控上面，还有在我们技术某些场合的应用等等，这方面，技术上主要是后期的合作，而且常常我们说很多学术研究中心也会为企业进行相应支持，我们进行技术研发，找出创新突破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学术界可以提供的一些支持。
在我们做到的一些技术，已经给那些公司提供应用了，并且能够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许可证 ，因为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做研究。所以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看看我们大家有什么可以提供的，包括在现行的框架下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应对，而且需要什么信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用现有的技术，在临床上面如何能够进行更好的临床机制。所以对我们来讲，在开发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是在哪些区域进行这样的合作，说到技术落地这方面，肯定需要很多的许可证，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技术落地要成为产品，所以在产品上我们要研究什么样的人群会使用，我们要解决他们哪些问题，这都是产品开发层面的合作，这就包括了我们脑海里的顾客是什么，谁是顾客，再发展下去就是市场推广，从研发到产品落地再到市场推广，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需要给市场人员进行教育，让他们真的了解到我们这个产品所包含的技术和能够提供的解决方案，如何让其它人了解到我们这个产品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适当的应用，在哪些领域进行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