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我简单说两句。在中国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些涉及到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实际上现在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们在政策出笼的制度的过程跟西方非常不一样，我们有很多是部门自己制定立法，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部门制定立法，所以有一些专业的意见，包括来自市场和公众的意见不太容易被吸收，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国家治理当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些事没有解决之前，其实医疗健康方面跟很多其它方面一样，我们法律越多，部门权利越大，抑制了更多的创新，所以这牵扯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和什么样的人在制定，我相信在四中全会之后我们关于这个问题会有很清晰的路径和答案。
主持人：最后我想问一下，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我们有三个问题，观众如果有问题可以提一下，就三个问题。
提问：（翻译听不见，无法翻译问题）
汪建：好。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就是相关准确性的问题，对于准确性的问题，我们想说在西方社会来说，所有测试过程都要符合很高的，99%是没有问题的，一定要达到这个准确度，这个是对病人的一种保护，这个测试结果都要延续多年包括我们多年以后都要回顾，我们这样的研究准确度有多高。还有我们每一次这样的测试都要前后进行对比，比较我们对于这个测试技术，我们知道这个技术是很重要的，这个测试技术因此可以说是对于我们整个生命健康产业来说，它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测试技术的准确度能够帮助我们对于疾病的病理分的认知，数以百计的一个新的技术研发出来的，像这些都为人类健康带来很多新的治疗方案，已经成为人类对抗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正是因为我们对一项测试技术的开发，使得我们能够保护病人，能够为病人的权利保护提供更多的帮助。
对于渠道方面来说，我们可以说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渠道的拓展方面会有更多的自由度。过往来说我们知道在中国是实施了家庭计划生育的政策，因此一个家庭可以说只有一个孩子，一家人的关注点都会在孩子上。这个时候孩子的健康会更加重要，因此可以说很多的人会更加关注孩童的健康，像现在很多新的研究包括对单一的孩子，他们在心理方面等等都做了很多的研究，像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提问：今天的主题是大健康，我想请教一下在座的美国来的嘉宾，这个大健康跟人类的基因学模式转型有什么转型？我们现在讲大对抗 ，在当下这个时代，就是以后人类对健康这种趋势，还有解决健康的手段，包括对健康和疾病的定义，这些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有没有一些新的认识跟说法？
主持人：我想像今天这个技术上，如何能够使未来有一个新的治疗的模式或者等等，是这个问题吗？
杰克·绍斯塔克：你问的问题非常大，我就小小的说一下。因为对我们来讲，在目前来说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开发出一个新的治疗方案，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每个人都需要新的技术加快新药研发流程，为更多人带来福音，但是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解决监管的问题还需要解决很多相应的事情，可能要花费很长时间。但是对我们来说，有好的新的技术能够减少新药带来的风险，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我们看到新药的时候我们进行测试，并且采用更好的模式进行新药测试，采用生物技术能够使新药变得更加健康，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加快新药研发的流程。
约翰·韦瑟雷尔：我想要说的就是很开心我不是在FDA工作的，因为这个新药流入市场太慢，人们肯定都骂是FDA干的事情，但如果新药推出很快，如果测试的不好，有一些负作用人们还是骂FDA。所以我们说到基因组学这方面，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说的采用一个反复的诊疗或者诊断，并且进行很好的临床测试，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我们在基因测试的时候要去看看这个病人的反应。在之后采用这样一个测试，能够在最后我们把我们这样一个药，它可能只治疗10%的某种特定的癌症，那么你发现了这其中有一部分的患者采用这样的新药反应非常好了，我们可能就再进行好的改进，然后再努力的去测试使它变得更加可靠。所以两点，一点它必须安全，第二它必须有效。
还有因为我们的人群非常大，所以我们就说，90%的人如果这个药只有10%的人有效，90%的人没有任何的反应，这些数据都是在新药进行申请和审批流程的时候需要考虑的。所以一点就是我们要看到接受这个药的测试人体是不是有不良反应，另外对他们所有的病情是否有好的疗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选择好病人当中的一个子群体进行周到测试。
主持人：我想大家应该都很饿了吧，但是怎么讲，要不然我们再讲一下。
胡祥：从我们历史经验来看，我们科学进步都会解决很多问题。今天我认为科学的进步会越来越快，呈加速的形式，我们要看一看汪老师他们做的基因测试就是一个例子，今天只有一台机器很短时间就完成了，我们的手机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要做今天这样一个手机，如果是电子管时代，我们要用整个建筑都装不下的原材料，现在一点点就可以完成。所以我们几万的基因都贴上标签，知道功能，知道细胞怎么分化，把所有都弄清楚以后，从健康的角度来说科学会帮我们解决很多我们困扰的问题。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比较乐观的，是加速发展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