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梁雄健：不对称管制应存在周期

    非对称管制的方式包括：市场份额的限制、电信资费的不同定价以及形成运营商之间全业务经营的时间差等。北京邮电大学梁雄健教授表示，号码可携带政策就属于对市场份额限制的举措，只不过这个举措是以消费者的意愿进行操作的。新联通、新电信要以提高服务质量为根本，只有提升自己的网络覆盖率和服务质量，才能真正享受到号码可携带政策的好处。“正是这样，号码可携带政策将带来整个电信服务质量的提高。”

    梁雄健认为，电信资源有限性决定的电信行业具备的自然垄断的属性，决定了如果要引进市场竞争，就必须将很多资源进行再次分配，包括基础电路网络、号码资源等等有限资源。

    梁雄健认为，非对称管制主要为消除电信市场上存在的原主导电信运营商与新进入者之间存在的各种不对称性，如在用户、网络、技术成熟度、人力资本、信息、营销渠道、服务支撑系统、品牌以及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存在的不对称性，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竞争。基于此，非对称管制政策应该有一个实施的周期。“当参与竞争的电信企业基本势均力敌时，不对称管制也就丧失其存在的必要性了。”

    梁雄健指出，当以往某个企业一家独大的局面已不复存在，行业内电信运营企业占有市场份额比较均衡时，政府必须及时调整管制重点，从不对称管制向对称性管制过渡，逐步放松管制，管制的重点从管制企业转向管制市场。

    至于这个市场份额的临界点，梁雄健认为，30%将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数据，可以是收入市场份额，也可以是用户市场份额或其他综合性的市场份额数据，但必须要警惕市场格局的变化。“管制重点若不能及时调整，新进入者通过直接选择最具利润潜力的市场，利用政策倾斜，实行‘撇奶油’策略，就有可能使基本处于实力均衡的市场陷入新的不平衡，即出现不对称管制方式的‘陷阱’。”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剑秋：应出台更多非对称管制措施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剑秋表示，非对称管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了解决我国电信业失衡的问题，曾剑秋建议政府部门应采取更多的非对称管制措施。

    在非对称管制的具体措施上，曾剑秋建议可以对移动电话市场占有率实施上限，该措施在全球不乏先例。例如，韩国政府认为垄断只能导致企业不思进取与效率低下，因此，韩国政府为避免电信市场出现垄断，规定各运营商的市场占有率不得超过50%，否则每天罚款10亿韩元(约80万美元)。SK电讯、KTF和LGT三家电信运营商的用户占有比例必须维持在一个固定比值。SK电讯为此分阶段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减少并停止促销、广告，限制新用户入网等，终于在2001年6月底前达到了政府的要求。此后，韩国政府又通过单向号码携带等政策限制SK电讯的市场份额不能超过50%，以保持市场结构的相对均衡。

    除了对移动电话市场占有率实施上限外，曾剑秋还建议在资费以及3G牌照上实行非对称管制，“国家可以在资费方面给予新进入的移动运营商优惠政策，这样新电信、新联通才有竞争优势，这也是非对称管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在3G建设方面，由于CDMA2000和WCDMA比较强势，因此国家可以先发TD-SCDMA牌照。”

    而针对正在天津和深圳的单向转网的号码可携试点，曾剑秋认为，从目前形势看来，这个非对称管制措施对运营商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所谓号码携带政策，就是一家移动运营商的用户，无需改变自己的手机号码，就能转网成为另一家运营商的用户，并享受其提供的各种服务。曾剑秋认为，“号码可携带政策是大势所趋，应尽快全面实施。”他强调，“措施的根本是保护消费者，因此企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号码可携带被认为能使消费者、国家和电信行业都从中受益——既降低了直接使用者和间接使用者的使用成本，也有助于扶持新运营商，使其更方便地争取用户，快速进入市场。

    在曾剑秋看来，号码可携带政策在全世界已经获得普及，在国内实施也是大势所趋，“目前，美国、欧美主要国家以及日韩等均已实施号码可携带政策。实施该政策后，各国的弱势运营商的市场份额得到显著提升。从众多国家电信业发展历程来看，号码可携带均是最有效的非对称监管政策之一。”

    至于号码可携带的影响，他认为，实施号码可携带政策只会给中国移动的业绩带来一定压力，构不成实质性威胁，仍无法改变电信业失衡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