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深圳广电《第一现场》栏目策划人、前首席主播董超在自媒体发布了自己离职广电的告别视频,引发无数网友关注感慨。在即将50岁之际,这位深圳家喻户晓的知名主持人选择华丽转身,在人生的下半场积极求变、顺势而为,从大屏转向小屏,开启了在自媒体赛道的探索与努力。

为何在此时毅然离开奋斗多年的广电?他的内心有过什么样的纠结和挣扎?他如何看待转型期间的争议和阵痛?50岁之后的明确规划是什么?......带着这些众多网友的好奇,《首席访谈》对董超先生进行了独家采访。

【首席访谈】《第一现场》这个节目现在已经做了20多年了,成了深圳市民的下饭节目,也是您的职业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它给您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董超】你对这个栏目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首席访谈】应该是2006年您拯救想要跳楼的少女那件事。

【董超】那我就从这件事说起。那是在2006年的9月18日午餐后,我得知了这个紧急情况,警方当时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通知我到现场,女孩是我的观众和粉丝,我到现场在15楼隔着窗户和她沟通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抓住了她的胳膊。这个事件让我看到了公众对一位知名电视人的信赖。

我是《第一现场》这个栏目的策划人,也是主编和主播。这么多年,我通过《第一现场》看到了一名新闻工作者的社会价值,这种价值的外延面是无限的,远远超出了新闻工作本身,它应该成为社会法治文明民主进程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社会的瞭望塔,它是民众情绪的宣泄阀,它是我们政府政策的宣讲员,它是融入社会机器的大环境当中的。以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理解新闻工作和宣传工作,才能够把它做得更有价值。我的这个认知,是《第一现场》栏目和平台培养出来的。

青年时期的董超主持《第一现场》

从2002年到2018年,我陪伴《第一现场》这个栏目走过16年的时间。这16年里,我拿到了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荣誉。这些荣誉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观察机会,因为每一个获奖者都是不同的赛道圈子里面的精英代表。比如全国劳动模范,代表了各行各业的行业翘楚和精英。我作为新闻宣传文化战线上的全国劳动模范,就会带着一种学习的心态去观察他们,去解构、解读他们,然后见贤思齐,看到别人身上的亮点,这样会反激励自己不断地去创新和发展。

再比如全国金话筒,那是我们新闻主持人和播音员的最高荣誉。站在领奖台上时,你了解到了其他同行的事迹的时候,不禁感慨一山更比一山高,你必须不断努力地向前奔跑。这些机会都是《第一现场》这个平台在当年给予我的,所以我对这个栏目的这种感恩之情是由衷的。

《第一现场》伴随着我所有生活当中的重要节点。从青葱岁月到中年,最难忘的青春记忆、最美好的黄金时段都留在了这里。还记得2006年3月30号,大女儿出生,我做完节目脸都没洗就急匆匆地开车,到医院妇产科的时候孩子已经躺在老婆身边了。

从工作上到生活上,到职业观和生活观价值观的树立上,这段经历远远超过了一个饭碗、一份工作对人的影响。

【首席访谈】您在自己的账号里面曾说,2019年前后开始思考人生和职场的下半场,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有了离职的想法吗?

【董超】这个想法确切地说应该是在2017年底萌生。因为我习惯对每一个工作阶段设立明确的目标。目标清晰了,你才会觉得没有虚度你在每一期直播间里的87分钟,你不是值班状态,而是创作状态。比如说全国金话筒,那是我从2007年开始的一个奋斗目标。我觉得我如此投入地做了这么长时间的主持人,如果没有拿到这样一个荣誉告慰一下我的职业生涯的话,我会非常遗憾。

董超获得2013年度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

2015年五一劳动节,我拿到了全国劳动模范。领奖回来,我在思考我的下一个目标在哪里,没有目标感的人生在我看来是很痛苦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副高职称,于是我把下一个目标锁定在正高播音指导。那个阶段我就开足马力做节目、做课题、做论文,后来在2017年底高票获评正高职称。

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2018年我还有两项重要的工作任务,我要把它们圆满地完成。2018年6月,我带队去俄罗斯拍世界杯的现场报道,同年8月,我带队去美国做《董超陪你看世界》,那么时间就顺延下来了。等到我把这一年的任务都圆满完成之后,我坐下来思考:我的下一站在哪里?我的目标在哪里?一回头就会陡然发现,你前面所有设定的目标都成了你身后的记忆,你看到的是路牌的背面,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孤独。

孤独地思考了一段时间,接下来的目标又清晰了:这么多年投入在工作上,一个最大的代价就是,陪伴家里的老人、孩子、妻子的时间真的太少。人生苦短不过百年,所以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陪伴家人,2018年11月30号做完最后一期直播节目,我就主动找领导谈了我的想法。因为当时不想给我的栏目团队和集团造成波动,所以就静悄悄地离开转岗了。

【首席访谈】离开广电、褪去光环,面对不确定的未知,您的心中有过纠结和挣扎吗?

【董超】纠结和挣扎这个词用得很好。

这里边有几个巧合的因素,我确实得了不少荣誉,但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一位前辈主持人的妈妈,她曾说过,“你现在人人都认识,等你不做主持人了,人家就都不认识你了。”所以我要感谢她给我打预防针,防疫到位了之后,这都不是事儿了。

第二个最大的因素,叫四十不惑。2015年我40岁,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思考下一个目标。

我们刚刚策划《第一现场》的时候费了太多的心力,而且我是一路陪伴着它,从2002年的12月2号开播15分钟一期,到后来18分钟、38分钟,再到后来的97分钟,后来调整到87分钟,一路走来成长这么多年,这里边有太多难忘的共同成长的经历,真心有些不舍得。

但是这也必须做出取舍,因为选择意味着是一种失去,而并不是一种获得。我既然选择了回归家庭和家人,失去的就是相依相伴了16年的平台。这种事儿也不能太大范围地去跟同仁去商量,我不是这种性格。我只把我的基本想法告诉了我的妻子。也就5分钟的事儿,倾诉完了,她只说,完全尊重我的选择。之后我便做出了决定。

董超在《首席访谈》采访华大集团CEO尹烨

【首席访谈】与广电这类传统媒体相比,自媒体的生态、语言和受众都不太一样,您最开始接触自媒体的时候,会不会感到不适应?

【董超】这个问题问的技术性非常强。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而且这个阶段是从广电出来的专业主持人的必经之路。

我觉得最先要解决的是心态问题。决定走出大院,下这一片自媒体的水,那么你之前的心态就要做一个调整,而且是一个很大的调整。你必须由一个坐在主播台上的、和受众有一些距离感的主播,转变成一个和自媒体人、草根博主打成一片,和他们共同感知冷暖的一个自媒体人。在角色的转变中,要时刻调整心态,提醒自己前面的一页翻篇儿了。

之后都是技术问题,重点在于作品与产品的思维、宣传作用与传播效果的区别。主流媒体看重的是宣传作用,而自媒体短视频更看重传播效果和数据反应。在以前,我们的作品虽然也看收视率和市场份额,但更要完成重要的宣传任务。而一旦“下水”了,你跟一众民间高手一起来做自媒体的时候,那就是产品思维。我的每一个视频我都希望它成为一个叫好又叫座的产品,我要看重它的传播效果,最终是数据结果导向。

第二个层面是认知的方面。认知调整完之后,围绕着客户思维和产品导向再做技术调整,就包括营销、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包括短视频完播率的考量,你的组稿、你的结构,你的表达、你的演播背景等等,包括服装,这些都是围绕着新的思想做的技术工作。

【首席访谈】很多广电的主持人离职之后都选择了直播带货、接商演,有人认为当商业色彩太浓的时候,会对主持人自身的信用资本有所消耗,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董超】这个问题多少也有点敏感,如果按照我们原来在体制内的话,它是有宣传管理制度的,那些制度可能对这一块是有所限制的,大家都要严格去遵守。

但是你如果已经走出环境之后,前提是你的心态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变化?如果你自认为就是一个自媒体人,那就是按照商业规则来做事儿,只要没有踩任何红线、把住必须的底线,那就是在商言商了。在务实的社会里,不该耻于谈商业和赚钱,如果是没有商业化,没有盈利性的话,很多人真的会缺失幸福感,所以它不该被避讳。

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收获之一是GDP在增长,在不断地成长的经济社会,最大的收获人们是思想的解放。如果你没有保证自己吃饱穿暖的温饱小康,甚至进入中产的话,大家都没有这样的话,我们这40年不是白过了?

所以你说的信用资本我不知道到底是指什么,难道专业的主持人他决定“出圈”“转身”,把商业做得很好,就没有信用资本吗?

董超在《首席访谈》采访百果园董事长余惠勇

【首席访谈】您的个人IP矩阵非常丰富,目前全网已有3000多万的粉丝量,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成功的经验?

【董超】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2019年从广电出来后,很多时间在陪家人。小孩刚上幼儿园,家里也有些突发情况,每两个月都要回一趟辽宁处理家事,我根本没有心思去做自媒体。

在2020年疫情期间,大家都感受到了直播和短视频被推到了另一个风口。那时候也出不去,就闷在家里想事儿,就是那样以盲人摸象的方式,自己用手机拍自媒体的短视频。其实我刚开始做得也很低端的,整个制作手法完全没有专业性可言。

后来,我刚开始把号做得有点起步的样子了,被我的一个老朋友注意到了,他做这些是比较专业的,于是他跟我商量尝试在亲子育儿幼教的赛道上做一做。我家大姑娘刚读高中,小姑娘刚上幼儿园,都需要我的陪伴,所以其实这也符合了我的情感和当时最急需的一个方向,这个矩阵就做得比较顺利。

但接着我渐渐觉得,把烧脑工作完全交给专业的伙伴,自己当甩手掌柜不合适,我的思考性、创造力、创新力体现在哪里呢?我难道真的就成了一个提线木偶吗?所以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一咬牙又开始死磕自己,自己又起了一组矩阵,算是两条腿、两条道的下水了。

我的矩阵号其实让我很辛苦,因为要兼顾不同类型的账号内容、风格和调性,内容太多、工作量太大了,基本上我现在每周有3天左右要泡在棚里录短视频,其他时间还有外景。

回想这两年,视频号给我颁发了“2021年度影响力博主30人”的荣誉,在抖音我也很快拿到了500万粉丝的小奖杯。虽说这些和我过往那些国字号的荣誉完全不能等量齐观,但对于这两年的我来说,这也是不小的惊喜和动力。

明年我的年纪就步入五字头了,你说我这一辈子做什么能像模像样,我真的是没有底气,但媒体传播是我一生唯一专注并能做好的事儿。即便在看似草根的自媒体的赛道上,也要全情投入,尽量努力把它做到最好。至于结果,就交给时间吧。

董超在《首席访谈》采访稳健医疗董事长李建全

【首席访谈】如今您身兼很多身份,其中一个是《首席访谈》特邀主持人,当时您为什么会选择跟《首席访谈》进行合作?

【董超】在这儿真的要特别感谢我的老友——《首席访谈》的创始人老许和佳一,感谢他们二位对我的信任,毕竟大家有着同样的媒体情怀的。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一切看似偶然的巧遇都有历史必然。回想2002年深圳电视台整合时,纪实频道有过一档高端的人物访谈,在前期我也曾经全情参与过。我采访了一系列很膜拜的人物,比如知名作家王蒙、金庸、余秋雨等,以及一些知名大学者。那段记忆对我来说非常美好、收获良多。

后来在《第一现场》就很难有机会做深度访谈,意料之外的是,我转换了赛道后,居然在《首席访谈》又有了圆梦的机会,能让我与访谈再续前缘。

董超在《首席访谈》采访三诺集团董事长刘志雄

《首席访谈》能够为商业、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大咖提供交流和对话的平台,主持人可以深入人物内心世界,在对话中碰撞智慧、交流思想。

做每一期《首席访谈》的收获,绝不仅仅是流量多大、传播效果多好。我把访谈过每一位大咖都当作一个“真人图书馆”,他一生的故事会给受众和采访者带来无尽的影响。

比如我们在采访尹烨、陈行甲这样比较传奇的自带流量人物时候,带着无尽的好奇和求知欲去读他们这本真人大书,之后我会满怀着激情和真情讲给全网的粉丝受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首席访谈》是拥有影响力的人去激活更多的人。我们可能影响的还不仅仅是有影响力的人,可能用今天有影响力的人去影响明后天有影响力的人,这是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

董超在《首席访谈》采访知名公益人陈行甲

【首席访谈】最后一个问题,董超老师很快就要50岁了,相信这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节点。下一步的人生和职业生涯,您的打算与规划是什么?

【董超】4月8日我的告别视频发出来之后,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好多熟人老友打来电话。有一位已退休的导师,他的几点教诲特别贴心,特别难忘。他说:“我不知道该祝贺你还是该不祝贺你,给你真诚提三点期望:第一,可不能闲着,一旦闲下来就成油腻中年了。自媒体赛道这一块还要继续努力;第二,不要浪费了你的经验和积累,有机会必须给年轻人上课,哪怕做客座教授也好;第三,记着最重要的两件事,健康和快乐。多多陪伴家人。”

当时我特别感动,由衷地表示了感谢。我的观点就是健康快乐,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做一些对家人、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情,并且继续在正能量的媒体赛道上努力奔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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