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院院长黄文秀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兼具卫生、经济、文化、生态和科技多重价值，在保障乡村群众健康、发展特色产业、弘扬优秀文化、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独特而显著的优势，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中医药高校汇聚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医疗服务、文化传承的核心资源，是连接中医药优质资源与乡村发展需求的关键枢纽。当前，全国多所中医药高校已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实践，探索出诸如陕西中医药大学通过“高校＋企业＋合作社＋种植户”模式带动连翘产业，使农户累计增收超500万元；广西中医药大学创新“轮值村医”机制，派出800余人次专家下沉服务近2万群众；南京中医药大学设立“党员专家先锋服务站”提供全产业链技术支撑等成功路径。这些实践充分证明，中医药高校有能力、也有责任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为系统整合力量，浙江中医药大学于2024年10月牵头联合全国5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及地方政府等单位，发起成立了“中医药助力乡村振兴联盟”，旨在搭建一个全国性的协同平台。然而，从全局看，中医药高校力量的发挥仍面临诸多系统性制约：资源下沉的机制不够畅通，产学研用融合的深度不足，服务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动力有待激发，跨地域、跨部门的协同效力尚未完全显现。因此，亟需从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供给，强化部委支持，将中医药高校打造成为服务乡村振兴的战略支点，为健康中国建设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强劲的“中医药动能”。

黄文秀代表表示，当前，中医药高校在发挥自身优势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主要面临以下四方面深层次问题。

一是资源配置“下沉难”，长效机制待健全。中医药高校的智力、技术、医疗资源向乡村一线输送，多依赖临时性、项目式的帮扶，缺乏稳定、可持续的机制保障。虽然“轮值村医”、“专家服务站”等模式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参与人员的保障政策普遍缺失或力度不足，影响了优质资源长期、稳定下沉的积极性。乡村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是常态化的，而高校资源的供给往往呈现“脉冲式”，供需之间存在持续性匹配缺口。

二是产业升级“转化难”，关键瓶颈待突破。中医药高校拥有丰富的科研成果，但向乡村产业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仍不顺畅。普遍存在科研人员“不敢转、不会转、不愿转”的困境。这既有对国有资产管理风险的顾虑，也有缺乏既懂中医药又通市场的专业技术转移人才（技术经理人）的因素。此外，从中药种植规范（GAP）、产地加工到新药研发、智能装备制造的中试孵化平台严重匮乏，导致许多优质成果，尤其是适合乡村的院内制剂、食疗产品、康养技术等，难以跨越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和生产线的瓶颈。

三是人才供给“适配难”，培养体系待优化。乡村振兴需要的是“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的复合型人才。当前中医药人才培养仍偏重传统临床与科研，懂农业、善经营、熟悉乡村情况的“中医药＋”跨界人才严重短缺。尽管北京中医药大学等已开展“一部六院”科教融汇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探索，但面向基层乡村振兴的实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尚未系统建立，人才供给与乡村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存在结构性错位。

四是协同联动“聚力难”，平台效能待释放。尽管“中医药助力乡村振兴联盟”等组织已经成立，但这类由高校发起的协同团体，在国家级项目承接、跨区域资源调度、政策试点先行等方面缺乏明确的身份认定和稳定的支持渠道。各高校、企业、地方政府之间仍存在信息壁垒和行动分散的问题，未能形成“规划共商、资源共享、项目共建、成果共赢”的强大合力，联盟的平台聚合效应和示范引领潜力尚未得到最大化释放。

为破解上述难题，黄文秀代表建议，充分发挥中医药高校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作用，建议由国家乡村振兴局牵头，会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协同研究推进。

第一，强化机制创新，激励人才与资源长效下沉。将中医药高校教师、医护人员参与乡村振兴的技术服务、健康帮扶、产业指导等工作，纳入绩效考核、职称评审、评优评先的指标体系。设立“中医药乡村振兴专家”专项岗位和荣誉称号，并配套相应津贴。鼓励中医药高校借鉴“党员专家先锋服务站”等模式，在重点帮扶地区建立实体化、常驻性的校地合作工作站，其运行经费纳入中央财政专项或地方乡村振兴资金支持范围，确保帮扶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第二，聚焦产业痛点，打造成果转化与中试平台。建议在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等重大布局中，专项支持在有条件的中医药高校，布局建设一批“中医药乡村振兴成果转化中试基地”，聚焦中药材生态种植、产地趁鲜加工、经典名方和院内制剂开发、中医药康养产品、便携式智能诊疗设备等领域，提供从技术熟化、工艺验证到标准制定、市场对接的全链条服务。同时，优化涉及乡村振兴的中药制剂备案和审批流程，开辟绿色通道。

第三，改革培养模式，定向输送乡村振兴紧缺人才。支持中医药院校开设“中医药乡村振兴”特色班或微专业，实施“高校—地方政府—龙头企业”联合订单式培养。课程体系应深度融合中医药学与现代农业、农村电商、乡村管理、文化旅游等知识。大力推动“入学即入职、学习即工作”的现代学徒制，将课堂延伸到乡村振兴一线。对毕业后长期服务基层的中医药学生，在学费补偿、贷款代偿、职业发展等方面给予政策激励，构建“下得去、留得住、能发展”的人才良性循环机制。

第四，明确联盟定位与支持路径，构建国家级协同枢纽。将“中医药助力乡村振兴联盟”等全国性或区域性组织进行备案认定，明确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指导单位。在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项目等相关专项中，设立面向该类平台的专项申报通道或定向委托课题，支持其整合成员单位优势，承接跨区域、综合性的规划咨询、技术集成、效果评估等任务。优先将涉及中医药产业创新、基层中医药服务模式改革等领域的改革试点任务，委托或授权该类平台在成员单位所在的县域开展先行先试。对试点中形成的成功模式，如“安吉模式”、“松阳药方”等，向全国同类地区推广，使平台成为中医药乡村振兴政策创新的“试验田”和“示范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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