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七年无进展生存率稳稳停在55%，当中位PFS曲线向十年延伸，当脑转移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预防——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叙事，正在被悄然重写。

2026年8月8日，由北京中西医慢病防治促进会主办的“TOP TALK 肺凡大使寰球行”国际交流项目在北京启幕，同步连线MD Anderson癌症中心。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王子平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刘喆教授、MD Anderson癌症中心乐秀宁教授联袂担任大会主席，国内十余家顶级中心的专家学者齐聚，展开了一场有数据、有温度、有方向的跨洋学术对话。

主席致辞：重新定义治疗的目标刻度

开场致辞中，三位主席的视角各有侧重，落点却不约而同。

王子平教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把ALK-TKI的迭代史浓缩为三个词——破局、升级、攻克。从一代到三代，药物在进化，但更关键的变化发生在诊疗思维层面。王子平教授提出，ALK阳性NSCLC的诊疗目标已经发生改变——“我们不再单一追求肿瘤缩小，而是在治疗起点就主动布局脑保护、耐药预防、深度缓解和全程管理，最终稳步迈向临床治愈。”脑保护、耐药预防、缓解深度、全程管理，过去分散的考量，如今已被编织进同一张决策网络。

乐秀宁教授（MD Anderson癌症中心）带来的观察来自国际舞台。她表示，中国ALK研究已经从“跟随”迈向“引领”，国际同行越来越关注来自中国的原创研究、真实世界数据以及临床实践成果。围术期原创数据频频登上国际会议，药物可及性实现与欧美同步——这种整体跃迁，比任何单一研究数据都更能说明问题。

刘喆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把目光落在最朴素的地方。“我们现在关注的不只是缩瘤率，更期待的是长久带瘤生存。”这也是患者心底最真切的期盼。在他看来，洛拉替尼的七年随访数据，正为“临床治愈”这个词，一寸一寸地夯实地基。

主题演讲：《ALK融合肺癌的演变格局》

讲者：乐秀宁教授（MD Anderson癌症中心）

主持：王燕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乐秀宁教授对CROWN研究七年随访的解读，奠定了整场会议的学术底色。

七年PFS率55%，60至84个月期间仅出现3例进展事件，预估中位PFS可达9至10年。她用一句话概括美国当下的临床实践：“现在美国绝大多数肺癌专科医生都会和患者讨论，将Lorlatinib作为一线治疗。”序贯治疗的旧格局，正在被重新打量。

脑转移数据让人心头一宽。基线脑转移患者七年颅内进展率不超过4%，亚洲无脑转移人群五年脑转移发生率记录为零。“这是目前唯一可预防脑转移的ALK-TKI。”她停了一拍，“既然能够预防脑转移，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出现脑转移以后再治疗？”

洛拉替尼治疗结束后，全程未检测到ALK靶点次级耐药突变，仅见TP53等旁路机制，药物对靶点的抑制称得上“纯净”。安全性方面，洛拉替尼的治疗相关停药率，并不比阿来替尼或布格替尼更高，TRAE仅5%。她分享了MD Anderson的经验——全剂量起始，药剂科与护理团队多学科协作，高脂血症通过积极干预，完全管得住，而且如果希望患者能够活10年甚至15年，就必须积极管理高脂血症。

她还分享了四代药物NVL-655的进展：2026年ASCO显示TKI初治人群ORR达86%，对G1202R突变有效，FDA预计年内加速审批。后线的保障也已经在路上了。

主题演讲：《从统计学角度解读CROWN临床研究数据》

讲者：郑启文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生物信息中心）

主持：王燕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郑启文副研究员从统计学视角为CROWN的长拖尾曲线提供了别样的解读。她认为，CROWN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前期回答的是“有没有疗效”，七年随访回答的是“疗效能够维持多久”。

她说，长期随访中单一HR值已难以描摹疗效的全貌，需要多维标尺——里程碑生存率、限制平均生存时间。但她真正想讲的是“条件PFS”：患者若平稳度过洛拉替尼治疗的头两年，到第七年保持无进展的概率接近80%。

“这种‘获益锁定’效应，给医患双方的是一份实实在在的确定性。”

对于五年与七年报告中风险集人数不一致的疑问，她回应得简洁：随访窗口延长导致的KM曲线重构，两组数据高度自洽。OS数据方面，七年累计123例死亡事件，距离方案要求的139例还差一步，最终答案尚需耐心等待。

Session 1：晚期治疗的五重思辨

主持：郝学志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讨论嘉宾：王玉艳教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杨萌教授（中日友好医院）、姚健楠教授（北京朝阳医院）

五个议题层层推进，讨论渐入佳境。

早期进展人群的画像逐渐清晰。约15%至20%的患者在前两至三年出现进展，TP53共突变、TMB偏高、非V3/V1融合亚型是值得警惕的信号。讨论中沉淀下来的共识是：“真正需要识别的是先天耐药，而不是简单归因于药物选择。”对明确的高危人群，不妨借鉴EGFR领域经验，一线即启动靶向联合化疗。

深度缓解的预后价值被反复掂量。早期达到深度缓解的患者，长期PFS往往更优，这赋予了它替代终点的潜力。

脑转移预防方面，几位教授态度温和却毫不含糊——洛拉替尼的脑预防数据，应当被充分告知患者。能够预防，就不要等到发生以后再治疗。

不良反应管理没有被轻轻带过。高脂血症管理手段正日趋成熟，PCSK9抑制剂等新选择让医生手里多了武器。“不良反应不应成为一线用药的障碍。”神经毒性则需与脑转移仔细鉴别。

远期方向上，ctDNA/MRD指导降阶或升阶治疗，实现更精细的个体化管理，成为共同的期待。

主题演讲：《LORIN研究解读》

讲者：张潮博士（广东省人民医院）

主持：杨帆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张潮博士提出，ALK领域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不是“患者能不能长期生存”，而是如何识别20%~30%早期进展患者，并探索针对性的联合治疗策略。他带来的LORIN研究，是围术期探索的一张阶段答卷。

这项研究面向III期ALK阳性NSCLC患者，设计了“三周期洛拉替尼新辅助+MDT评估局部治疗+固定两年辅助”的有限期治疗模式。背后的逻辑很朴素：靶向治疗能不能在围术期实现临床治愈？

43例患者交出了阶段性答案。pCR率ITT人群35%，手术人群达到47%；MPR率分别为60.5%和81%；客观缓解率84%；新辅助期间零进展。尤为亮眼的是，75%原本被判为不可切除的患者成功转化手术，淋巴结降期率90%，R0切除率接近100%。中位随访一年半，仅4例高负荷N3患者局部复发，无远处转移。

转化研究有四项发现值得标记。残留肿瘤中FOLR1和MMP14高表达，暗示对培美曲塞或FRα-ADC可能有应答，未来可以据此选择联合方案；一例MET共突变早期进展者对阿来替尼联合克唑替尼反应显著，验证了共驱动精准干预的潜力；洛拉替尼能重塑免疫微环境，活化CD8+T细胞并促进三级淋巴结构浸润——张潮博士进一步提出，CROWN研究持续走平的长拖尾曲线，或许并不仅仅来自Lorlatinib持续抑瘤作用，也可能部分源于其诱导形成的长期免疫记忆。此外，TROP-2在ALK阳性肿瘤中持续高表达，为联合TROP-2-ADC推开了半扇窗。

外科层面他也坦诚相告：新辅后中位手术时间约三小时，比免疫化疗方案略长，术后并发症稍多，但微创比例未受明显影响。

他认为，围术期研究最大的价值，不只是验证疗效，更重要的是能够获取治疗前后配对组织，真正回答“为什么部分患者会早期进展”这一问题。未来不是所有人终身吃药，而是找到真正已经治愈的人。

主题演讲：《中国ALK阳性NSCLC  RWE数据解读》

讲者：徐菲博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主持：杨帆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徐菲博士分享了一组来自临床的高脂血症真实数据。高脂血症真正令人担心的，不是化验单，而是长期心血管风险。为什么高脂血症这么高，但心血管事件反而低？

120例回顾性分析中，高脂血症总发生率80%，甘油三酯与总胆固醇双双升高者超过85%。75例接受降脂药治疗的患者，用药三个月后仍有78.7%血脂未恢复正常。

但她没有止步于血脂数值，而是指出一个更值得关注的指标——超敏C反应蛋白。这些患者血脂回落虽慢，hs-CRP却大多已降至正常。“真正决定心血管事件，也许不仅仅是血脂，还有炎症。”她说。

临床结局也给出了安心的信号：整组仅5例发生心血管事件，无心血管死亡；6例死亡中5例归于疾病进展。一例持续高血脂超两年的患者，颈动脉超声显示内中膜厚度并无明显增厚，仅血流速度轻微变化——“积极降脂联合炎症控制，或许可以抵消血管损害。”

真实世界进一步验证了“血脂异常≠心血管事件”。

Session 2：围术期决策的几层思量

主持：刘喆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讨论嘉宾：陈修远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刘洪生教授（北京协和医院）、闫崴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围绕Lorin研究和真实世界研究，几重议题逐层展开。

可切除性应该是动态可切除性。 讨论中逐渐形成共识：靶向时代传统分期“一刀切”的做法需要重新审视。陈修远教授提到：年轻患者甚至会主动问：“我是不是可以不做手术？”

刘洪生教授提到：靶向治疗时代，让胸外科医生有了更多用武之地。 即便基线N3或对侧转移的患者，经洛拉替尼诱导后，也可能获得R0切除的机会。但pCR与远期生存的关系，需要多一分审慎。靶向治疗本质是“抑制”而非“杀伤”，pCR或MPR与OS的相关性，目前还达不到化疗或免疫治疗那样明确的对应关系。停药后的远期风险，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回答。

降阶梯与“药物假期”激起不少讨论。LORIN第一阶段已有线索浮现：低肿瘤负荷可切患者停药超三年未见复发，高负荷不可切患者停药约两年出现局部复发，但再次用药依然有效。这提示停药策略或许需要根据肿瘤负荷来分层设计。“目标是长期生存，而非终身服药。关键是找到那些‘已治愈’的人。”

去手术化的边界被审慎划定。乐秀宁教授（MD Anderson癌症中心） 在连线中说得恳切：需借助影像组学和ctDNA在术前精准判断pCR，且必须通过严格对照试验来验证。“最大的风险不是技术做不到，而是错判了pCR，让患者失去了根治的机会。”

联合治疗方面，大家的倾向是把精力聚焦在高危人群——新辅未达MPR的、晚期早期进展的——进行强化，而不是在全人群中普遍做加法。

关于全程管理，闫崴教授提到：很多问题不是等出现以后处理，而是一线治疗开始就想到。而患者教育也要从第一天开始。

大会总结：往哪里走，已经看得见了

三位主席在总结中，为这场跨洋对话画下了几个路标。

王子平教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刘喆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乐秀宁教授（MD Anderson癌症中心） 共同定调：本次会议不仅系统梳理了ALK阳性NSCLC从晚期到围术期、从长期随访到真实世界管理的最新进展，更勾勒出未来的发展方向：CROWN七年数据——55%的PFS率、仍未触顶的中位值、脑转移预防的确证——让洛拉替尼的一线地位走得更加笃定。在长生存时代，治疗目标已从单纯延长生存迈向精准分层与长期管理。未来，需要更早识别高危患者、探索联合治疗策略，并依托规范化AE管理和多学科协作，帮助更多患者获得长期、高质量生存；与此同时，围术期治疗、药物假期及MRD/ctDNA指导下的精准管理，也将成为ALK领域持续探索的重要方向。

免责声明：市场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此文仅供参考，不作买卖依据。

责任编辑：kj005

文章投诉热线:157 3889 8464  投诉邮箱:7983347 1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