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更惨，我想可能一个月都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有个师弟，我发现他原来是搞软件的，怎么也能画电路图，也能做板子，然后我想我也不比他差，就咬牙从画电路图开始到做电路板出来。”
经历了两次“高层动荡”，黄汪觉得应该感谢母校，“中科大有这个传统，很多课都得学。电路设计、软件，还有基础的物理课程，包括量子力学这些。”
而最后他发现，“软件、硬件、销售自己都干过，一个人也能做这个公司。然后公司就开始赚钱了，开始招人，各种招人。”
三
“第一个公司做得很好的时候，所有的包括全球Top5的芯片公司全找到我们。
第一个是摩托罗拉半导体，当时我们已经是他亚太区最大的合作伙伴，我们所有的工具都用到了它的芯片和处理器，他们会基于我们整套东西加速他们客户的研发，中兴、华为、联想，还有全中国所有的电子专业、通信专业、电子工程专业都用到了这套工具。”
对产业造成的影响让黄汪很有成就感，不过他也为自身的局限感到困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家公司。
“第二家公司是帮OPPO、蓝魔、魅族做MP4的产品设计，基本上也卖火了，OPPO投了这么多电视广告都为了这一个产品。
那时候也很舒服，每年几千万也赚到了，但这种成功都是在一些细分领域上的成功，我总觉得怎么就做不大一个很好的呢？到第三家公司的时候就想干一票大的。
其实也是很自然的延续，MP3没有屏幕，有的是一块小屏幕，MP4屏幕更大，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很多用户说能不能在MP4里加个蓝牙连手机，或者做成一个PDA，搞个音乐视频都能看的。
我们是第一个真正在这么小的数码产品里，能够解码各种播放格式的。开始是Flash格式，后来各种格式的大家都在下着看。我们把这个技术给了OPPO，然后就自己开始做平板电脑。
2009年开始做平板电脑，业内非常震惊，我们出第一款产品时iPad都还没出来，我们自己有整套基于Linux图形界面的系统，然后从2010年开始就转向 Android。
当时小米还出过一个叫小米司机的软件，那个软件可以查你违章多少次，我们找小米谈，说你能不能把软件预装在我们这儿，我付钱给你。
就觉得自己很牛逼，很赚钱。到2010年最赚钱的时候，还投了电影的贴片广告。那个时候电影的贴片广告整个市场还在尝试，也不贵。”
人是有惯性的，两次扶危楼于将倾，两次账面上成功的创业，黄汪并不认为外力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直到平板市场急转直下，他发现自己根本没那么多钱去做品牌转型，或继续投入。
换句话说，“2011年、2012年开始下滑的时候，前10年所有的积累都搭进去了。一夜回到解放前，你发现自己还是玩不起。”
四
谈到第三家公司时，黄汪多次用了“悲惨”一词。
“我们发现在平板上做了那么多技术创新，最后都没什么用，一个产业不行的时候，你怎么弄都是大势所趋，都是不行，就这么一个情况。
每天晚上只要想一下，会发现自己花了几千万，就这么两年，所有的这些坑，都千真万确地影射到脑子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一清二楚。”
公司离倒闭最近的一步，黄汪走到了拖欠工资。
“我们分批次的，越是基层的员工越立刻发，比如说当月或者是第二月就发了，然后中层干部就谈话，说迟两个月再发，核心高管我给你2000，你别想了，就这么熬，分层次熬。”
那时候，平板电脑市场的衰落是可被感知的，最明显的信号便是，iPad成为了苹果所有产品线里唯一不增长的。而在那个点上，黄汪决定了要转可穿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