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的研究结论，考之史实，似乎还有商榷的必要。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泰山刻石：“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男”与“贵”，“女”与“贱”的对应关系是明确的。

    至少在秦上层社会中，母权有所表现而妻权明显薄弱，是有历史迹象可寻的。即使说贵族生活中所谓“妇女解放”的历史变化滞后，也需要论证。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有丞。属官有太子率更、家令丞，仆、中盾、卫率、厨厩长丞，又中长秋、私府、永巷、仓、厩、祠祀、食官令长丞。诸宦官皆属焉。”秦时设置的“詹事”之官既然有“掌皇后太子家”的职能，说明秦代是有“皇后”的。“詹事”的这一系列属官，颜师古在“诸宦官皆属焉”句后有注：“自此以上，皆皇后之官。”我们在出土的秦封泥中明确可以看到“私府丞印”(837～838)、“永巷”(563～565)、“永巷丞印”(566～574)，

    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第121、83～85页。可知秦代是确实有这些“皇后之官”的。《百官公卿表下》又说“将行”官职：“将行，秦官。”颜师古注：“应劭曰：皇后卿也。”《初学记》卷一《中宫部·皇后第一》写道：“秦称皇帝，正嫡曰皇后，汉因之。”如果秦始皇不立皇后，大概不会有“秦称皇帝，正嫡曰皇后”的说法。我们似乎不能因为现在还没有看到秦始皇皇后的事迹，就断定“秦始皇帝始终没有设立皇后”。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没有看到秦史中有除了秦孝文王后之外其他王后的记载，就断定秦孝文王以外的历代秦国君主都没有立后一样。由于没有看到有关的历史记载，就轻易断定历史上不存在某一事实，这样的方法，已经有学者提出过批评，称之为“默证”。张荫麟先生指出：“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Argumentfromsilence)。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并引“法史家色诺波(ChSeignobos)氏论默证之成说”：“吾侪于日常生活中，每谓此事果真，吾侪当已闻之。默证即根此感觉而生。其中实暗藏一普遍之论据曰，倘若一假定之事实，果真有之，则必当有纪之文籍存在。欲使此推论不悖于理，必须所有事实均经见闻，均经记录，而所有记录均保完未失而后可。虽然，古事泰半失载，载矣而多湮灭，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默证不能有效；必根于其所涵之条件悉具时始可应用之。现存之载籍无某事之称述，此犹未足为证也，更须从来未尝有之。倘若载籍有湮灭，则无结论可得矣。故于载籍湮灭愈多之时代，默证愈当少用。”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学术》第40期，1925年4月；《古史辨》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271～272页。徐旭生先生则曾经对于“古史辨”派发表了这样的批评：“他们工作的勤奋是很可敬的，成绩也是很大的，但是他们所用的方法却很有问题。主要的，去世的张荫麟先生已经指出，就是太无限度地使用默证。这种方法就是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极端疑古学派的工作人对于载籍湮灭极多的时代，却是广泛地使用默证，结果如何，可以预料。”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第24～25页。在史学研究中，确实应当力戒这种有可能导致误见的方法，以追求历史的真知。

    历史考察“证其有”易，“证其无”难。明代学者邓伯羔《艺彀》卷上有“蔡邕方孝孺陈东有后”条，写道：“白乐天曰：蔡邕无子，有一女文姬。王元美曰：昔人谓邕无子，悉以书授王粲。按《邕传》不言无子有女。《粲传》止言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此不足证其无子。”又说，“《羊祜传》：祜，蔡邕外孙也，讨吴有功，将进爵土，乞以赐舅子蔡袭。《蔡充别传》：祖睦，蔡邕孙也。此足证其有子也。”于是得出这样的观点：“古今书记，非参看不可得其实。”这样的意见，可以在我们讨论史实的过程中要“证其无”时参考。

    张文立先生在讨论秦始皇皇后问题时说：“秦始皇帝似乎是没有立过皇后”。

(来源:长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