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陆成宽

12月18日，由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科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席泽宗文集》出版座谈会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学术报告厅隆重召开。

《席泽宗文集》由陈久金主编，科学出版社出版，分为《科学史综论》《新星和超新星》《科学思想、天文考古与断代工程》《中外科学交流》《科学与大众》《自传与杂著》六卷，系统梳理了席泽宗院士的科研成就和生平，全面反映了席泽宗院士的贡献。

《席泽宗文集》出版座谈会现场

席泽宗院士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史家和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席泽宗院士是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和李俨、钱宝琮等人共同开创了科学技术史学科，创建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来发展成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数十年来为中国科技史的学术研究和组织管理工作贡献自己的精力和才智。2007年8月17日，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上，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小行星1997LF4、获得国际永久编号第85472号，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正式被命名为“席泽宗星”。

席泽宗院士的科研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人生事业中最耀眼的成就即1955年发表的《古新星新表》和1965年与薄树人先生合作发表的补充修订表。两份星表系统整理了自公元前14世纪至1700年古文献中的相关记录，发表以后很快被译成俄文和英文，成为20世纪下半叶研究宇宙射电源、脉冲星、中子星、γ射线源和X射线源的重要参考文献，很多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都利用两份星表寻找射线源与星云的对应关系，研究恒星演化的过程和机制。其中尤其以1054年超新星记录研究与蟹状星云的对应关系最为突出，中国历史记录为恒星通过超新星爆发最终走向死亡找到了实证，体现了古代新星和超新星记录对现代天文研究的巨大价值。《古新星新表》古为今用，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席泽宗院士在科学思想史、天文学史、天文学和天文考古等领域均有诸多建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之一，他不仅总领天文学专题，还在组织、引领整个团队的多学科合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通过严谨的科学研究，席泽宗院士带领团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取得了诸多天文学成果：通过“天再旦”确定了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根据“岁鼎克昏”确定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通过五次月食确定了商王武丁在位年代为公元前1250年-前1192年。这些研究成果有力支撑断代工程将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推进800余年。同时，席泽宗院士还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否定了“三焰食日”的记录为日食，澄清“食日”是清晨到午餐前的一个时间段，这一否定使中国掷掉了“最早的日食记录、最早的日珥记录、最早的日食和水星并见记录”三项“世界冠军”，有力地回击了国际上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搞“民族主义”的污蔑，彰显了我国学者的科学精神和大国风貌。

席泽宗院士还非常看重科学普及工作，致力于将专业的知识传播到公众中去，以此营造科学文化、助力科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他在大学读书时就开始科普写作，先后撰写了许多科普文章，内容涉及冬令时与夏令时、对牛郎织女的新认识、中秋赏月的原理、地球是怎样来的、月亮的秘密、历史上的天文学家等等，各种常见的天文学现象、科学史故事呈现给公众。在50年代，他还经常到工厂、农村、军营、学校去演讲，普及天文知识。他认为这都是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真正做到了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两翼并举。

席泽宗院士的学术成就体现着严谨、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其生活态度更体现着可敬的科学家精神。他提倡“安贫乐道”精神，并以莫泊桑的“一个人以学术许身，便再没有权利同普通人一样生活”鼓励大家。他潜心研究所谓的“冷门学问”，即使是在“文革”逆境中仍然坚持不懈，终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印证了他“做学问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勤奋和不怕坐冷板凳”的理念。

席泽宗院士既着眼于中国古代科学、致力于发掘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放眼世界，关注外国科学的发展与特征、中外文化的异同以及中外科学交流。他关注苏联、欧洲、日本等国家对天文学的贡献，探究中外科学交流以及西方天文学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天文学在西方的传播等。这既体现着追求创新、追求卓越的科学精神，也体现着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信的科学态度，显示出真正的文化自信。

《席泽宗文集》的出版，是他科研成果的汇总，也是编委会“十年磨一剑”的心血结晶，体现了席泽宗院士对世界科技史学、天文学、天文史学的巨大贡献。他的学术论著和崇高风范是国家和人民巨大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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