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

在每一个与病魔对峙的清晨与深夜，总有人迎难而上，走在最前。

“健康中国2030”提出：到2030年，癌症五年生存率不低于46.6%。这不仅是一个目标，更是一个个即将被改写的人生、一个个重获希望的家庭。

医学是严谨甚至保守的——它需要反复验证、不断否定，才能谨慎地迈出那一小步。但，医学更是勇敢的——每一个全新治疗方案的背后，是一代代医者用探索照亮迷雾，用坚守撕破黑暗，为无数患者点燃生命的微光。

正是这份谨慎中的果决、理性中的悲悯，让医学超越冷冰冰的科学，成为温暖人心的力量。

2025年，在强生创新制药的支持下，“医生医事”聚焦于肺癌，我们将走近几位中国肺癌诊疗领域最优秀的医者，从诊室到手术室，从实验室到病房，从数据背后到心跳之前，他们以专业与悲悯，不断扩展医学的边界与人性的温度，也在全世界的舞台上，传递“肺癌中国力量”。

谨以此栏目，致敬每一位敢为人先的医学践行者。

文｜戴志悦

摄｜汤彦俊

坚持，再坚持。张晶（化名）终于熬过了洗脱治疗的两周。当临床试验的新药顺着输液管缓缓流入她的身体，她感到肺部渐渐轻松，呼吸肉眼可见地好转——生命力，正一点点重新回到她的体内。

这样近乎“生死逆转”的变化，发生在一位晚期肺癌患者身上，连见惯生死的唐可京教授也为之动容。作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她在肺癌临床一线已奋战十数年。

新药临床试验通向成功的那一刻，仿佛是命运给予人类坚持的奖赏。半个世纪以来，人类与肺癌的搏击屡败屡战，却从未止步。

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二十多年，肺癌药物治疗已跨越三个重要阶段：从第三代化疗药物主导系统治疗，患者选择匮乏、生存状况严峻；到2004年后迈入靶向治疗时代，临床实践迎来深刻变革；再到2015年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登上舞台，肺癌治疗正式进入免疫治疗时代。

每一次技术跨越，都是一次“武器升级”；每一种治疗策略的融合与优化，都是一次“系统集成”。抗击肺癌，不再是一场孤军奋战的厮杀，而已成为有策略、有协同的体系作战。

“从前我们只有化疗，如今有了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双特异性抗体，未来还将迎来细胞治疗和个体化疫苗——我们能用来帮助患者的工具正在越来越多。”从上世纪90年代踏入肺癌领域的周彩存教授，既是这场变革的见证者，也是推动者。如今他担任上海东方医院肿瘤科主任、同济大学医学院肿瘤研究所所长。

他说，当五年生存率跨过50%的门槛，癌症就被纳入慢性病管理范畴，“晚期肺癌的某些亚型已经实现，其他类型也正迎来曙光。”

▲ 周彩存教授在查房中。

两瓶开水一个盆

在周彩存教授的诊室，患者常能听到这句话：“别急，我们还有办法。”但坐在办公室回忆往昔，他说，二十多年前的肺癌医生，是没有底气说出这句话的。

广东省肺癌研究所所长钟文昭1997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他说：“刚毕业时大家并不热衷胸外科——病种单一，冷门。普外才是绝对主流，手术多、上手快。”他选择胸外，纯粹是慕吴一龙教授之名而去。

同样也是毕业于中山医七年制的唐可京，选择了当时的主流科室呼吸科。但即便在呼吸领域内部，也存在一条亚专业“鄙视链”：慢阻肺、哮喘、感染最受追捧，肺癌则往往是“被挑剩的选项”。

与他们一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杨帆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七年制。选专业时，他一心挑战最难的专业。当时北医的心外科、神经外科并非优势学科，他偶然得知胸外科有一位刚从国外归来、极其出色的老师，便径直敲门拜师，成为后来当选院士的王俊教授的首位弟子。

肺癌其实并非古老疾病。在1900年前后，它甚至被视为罕见病。但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烟雾与烟草普及，令其在数十年间跃升为全球第一大癌症杀手。

最初，肺癌治疗仅局限于手术与放疗。直至上世纪80年代，化疗才逐渐成为标准武器。1987年成为呼吸科医生的周彩存，早年也曾接诊肺癌患者。患者化疗的痛苦至今仍刻在他记忆中：“我让家属准备两瓶开水一个盆——盆是接呕吐物的，开水是吐完继续喝的。”

诊断同样艰难，只有硬质气管镜。患者躺在床上，几人按住头部，局部麻醉后，医生将硬质镜从口腔插入肺部取样。“那时候我想，就做肺癌吧，因为太需要有人为患者做点什么。”他说。

1995年meta分析证明化疗能显著改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生存获益。而对于能手术的NSCLC患者，术后进行辅助化疗的获益，直到2003年才得以证实。2003年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上公布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IALT试验 (国际辅助肺癌试验) 首次证明肺癌患者完全切除术后给予含铂药物进行辅助化疗可将五年生存率提高4.1%。杨帆教授解释，这意味着每20名接受术后辅助化疗的患者中，约有1人能额外获得5年生存期的延长——但所有患者均需承受铂类药物包括骨髓抑制、肾毒性及神经毒性在内的严重不良反应，并为此艰难挣扎。

在那个选择匮乏的年代，“谈癌色变”“恐惧化疗”的悲观情绪，笼罩着患者有限的余生。直到90年代末，分子生物学进展揭示了肺癌背后的“驱动基因”真相，笼罩领域的迷雾才终于松动，为日后那场“靶向治疗革命”埋下伏笔。

▲ 钟文昭教授在门诊中。

精准治疗的第一把钥匙

2004年，成为肺癌“冷热”的分水岭。

这一年，一种针对EGFR突变的靶向药在亚洲患者中展现出卓越疗效，并于2005年在中国上市。

“当时中国医生模糊地意识到，该药似乎对某一类人群特别有效——亚洲女性、不吸烟、腺癌。”唐可京回忆。转机发生在2009年，由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主导的IPASS研究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首次明确证明EGFR突变患者使用靶向药的疗效显著优于化疗。中国的医患群体，由此拿到了肺癌精准时代的第一把钥匙。

随后，更多肺癌驱动基因相继被破解。犹如散落世界的拼图，被科学家与医生一一拾起，肺癌的全貌渐次清晰：

它不再被视作单一疾病，而是一组由不同驱动基因突变（如EGFR、ALK、ROS1、KRAS、MET等）主导的“基因型肺癌”构成的疾病谱。每一种驱动基因突变都像一个“引擎”，主导着肿瘤的生长方式、治疗敏感性与演进轨迹。

钟文昭表示：“一个药控制一个驱动基因，就能掌控全局——肺癌靶向治疗在这方面几乎做到极致。”目前FDA已批准十类肺癌靶向药物。

正因如此，现代肺癌诊疗早已超越病理分型，进入基因分型阶段。唯有找出“驱动基因突变”，才可能找到精准打击的“武器”。战场，已从显微镜下转入基因层面——真正的病灶藏在分子深处。这也正是“每一位肺癌患者都值得一次全面基因检测”的原因。

周彩存教授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如果把治肺癌比作打仗，基因检测就是我们的侦察兵。通过它，我们才能识别出EGFR、ALK、ROS1这些关键敌人，指明进攻方向。”

如今，中国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70-80%可检测到明确的驱动基因突变。

钟文昭说：“中国肺癌诊疗拼图已完成约三分之二。根据反向理论，如果找不到驱动基因，免疫治疗往往效果更好——世界终究是公平的。”

自首个靶向药成功以来，晚期肺癌中位生存期已从十几个月跃升至两三年。随着新靶点不断涌现、新药物接连问世，部分晚期患者的生存期更是延长至五年甚至更久。

▲ 唐可京教授在查房中。

作为医生，我们更要救他们

科学永无尽头。而那些令医生束手无策的患者，正是医学必须面对的课题。

靶向药物解决了大部分EGFR突变患者的问题，但临床上医生发现，仍有一部分患者对几乎所有治疗都不敏感，疾病进展极快，缓解率低，生存期短。

周彩存教授指出：“他们往往相对年轻、不吸烟、生活习惯良好。上有老下有小，承担着重要的家庭与社会责任。作为医生，我们更要想办法救他们。”

这个群体就是EGFR 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以下简称“20插”）患者。该突变在EGFR突变“家族”中发病率排第三，约占所有EGFR突变患者的10-12%，而在整体肺癌中仅占约2%-5%。但由于中国肺癌基数大，每年新发患者仍超过2万人，尤其多见于女性、非吸烟者和亚洲人群。

“20插”属于难治型突变，异质性极强：它不是单一突变，在这一微小区域中目前已知存在122种突变亚型，对传统EGFR-TKI药物敏感性差，长期被视为“不可成药”靶点，是临床中的“硬骨头”。

“我们尝试过很多方法：化疗、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物，效果都不理想。”周彩存教授说。长期以来，患者只能依靠化疗，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4-6个月，不到经典EGFR突变患者的一半；中位总生存期约1-1.5年。

面对这一远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周彩存教授作为全球Leading PI，牵头开展了一项国际多中心III期随机临床试验——PAPILLON。文章开头提到的患者张晶，正是唐可京教授所在中心纳入该临床试验的受试者。

研究将308例未接受过治疗的晚期“20插”患者随机分组，一组接受EGFR/MET的双特异性抗体联合化疗治疗，另一组接受单纯化疗治疗。历经三年多努力，该研究取得阳性结果，并于2023年10月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PAPILLON研究显示，联合治疗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显著延长至11.4个月，化疗组仅为6.7个月；18个月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31% vs 3%。基于这一结果，2025年2月，该双抗新药针对晚期EGFR“20插”的适应证在中国成功获批上市，也标志着这个最难治的EGFR肺癌亚型终于告别纯化疗时代，迎来首款一线治疗方案。肺癌双抗治疗的新纪元，也由此开启。

此外，该新药在另一项名为MARIPOSA的全球III期临床试验中也取得阳性结果，对EGFR常见突变（EGFR 19del和L858R）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总生存期（OS）比现有标准方案改善幅度超过一年——一年！对于晚期肺癌患者来说，绝不仅仅是365天，而意味着人生的更多可能性。这一突破性结果进一步确立了该方案的新标准治疗地位，并于今年8月8日在中国获批，用于EGFR常见突变晚期肺癌的一线治疗。

“PAPILLON研究中中国入组人数全球第一，共80多例。五年生存数据尚未成熟，但我们已经看到长期生存的希望。”周彩存教授表示。

今天，EGFR 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不再等同于绝望。中国医生、研究者与患者正以智慧与坚持，将这块曾被认为“无法拼合”的碎片，稳稳嵌入全球肺癌治疗的版图。

▲ 杨帆教授在手术中。

肺癌世界的“中国之声”

PAPILLON研究不仅改写了治疗结局，这个由中国肺癌专家首次作为全球领导者牵头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还标志着我们不再只是参与者，更是方案的设计者、临床的引领者。

“1987年我刚做医生时，中国几乎没人做临床试验。所有新药都是国外上市十多年后才进入中国。缺乏原创研究，中国专家在国际会议上也很难有声音。”周彩存教授回忆道。

罹患肺癌是不幸的，但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的肺癌患者或许是“幸运”的——因为精准治疗的关键钥匙EGFR突变，在中国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占比高达50%，远高于西方人群。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肺癌学者同样也是幸运的。十几年来，围绕中国患者最多的EGFR突变，一系列研究不仅成为重要抓手，更训练和成就了一大批中国肺癌专家与制药企业。

从辅助治疗、晚期一线到耐药后对策，从晚期走向早期，靶向治疗已在EGFR通路实现全覆盖。东亚地区在该领域已引领全球，中国团队贡献卓著，并正将EGFR经验复制至ROS1、RET等罕见靶点，贯穿从早筛体系建立到联合优化的全链条。

近年来，国际顶级医学期刊刮起“中国风暴”，高质量论文密集发表。国际会议上的中国声音也日益响亮——“2024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中国专家共有50多项口头报告，这是前所未有的。2002年我第一次参加ASCO时，中国学者能有一份壁报展示就已经非常了不起。”周彩存教授说。

2023年，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公布了新一届理事会选举结果：周彩存教授当选2023-2025年度候任主席，并将于2025-2027年担任主席。这是IASLC近50年历史上首次由中国大陆专家担任主席。

中国是全球肺癌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国家癌症中心2022年数据显示，全国每年新发肺癌病例达到106.06万，死亡人数超73.33万，占全球肺癌死亡总数的三分之一。

曾经一位四十岁工程师，肺癌引起肥大性骨关节病，疼痛难忍，从上海到北京求医无果，最终不堪疼痛跃下高楼——二十多年过去，周彩存教授仍为之痛心。

医学从来不是全知全能，它的边界，恰恰刻写于那些无能为力的时刻。正是那些无法破解的病例、无法逆转的结局，逼迫医者不断追问、持续探索、艰难试验，寻找下一把突破的钥匙。

也正是中国肺癌患者的巨大需求，激发出中国学者的智慧与韧性，推动我国肺癌五年生存率从2005年的8%上升至2023年的24%。

有人说，医生的成长是由一个个患者“教”出来的。最沉重的课题，最深刻的印象，往往来自于那些未能治愈的生命。他们的故事，像一页页未写完的病历，静默地叠放在医者的案头，催促着整个行业向前一步，再向前一步。

周彩存教授说：“我们的目标是让肺癌患者活下来——而不只是多活几个月或一年。”

治愈也许尚有距离。

但希望，确已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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